从翻译美学角度看霍译《红楼梦》

根据翻译美学的原理,从美学视角分析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探索译者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的艺术美,即文学美、音乐美和建筑美。     

西方语言学关于内在体验性认知特质的文化之思

西方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从唯理认知观到非理性认知观又到生存认知观的历史嬗变,这表明内在体验性的认知虽然是西方语言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特质,但它的哲学基础不仅不稳固,而且比较脆弱,这期间曾发生了从理性的自省到非理性的体验,从"在"的召唤到后现代的解构等几次重大的意义断裂。因其只强调语言意义的自生性、体验性的内在特质,忽视了语言对外在世界、经验事实或社会实践的依赖性特质,以至于常常使现代语言学之社会语用价值处于遮蔽状态。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诗”与“思”的印象和阐释——伍尔夫、布鲁姆对乔叟的观照

在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中,乔叟是诗人,有着杰出的说书人天赋,其作品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偏偏的力量。在布鲁姆的著作和评论中,乔叟是具有宏大意识的大诗人,创造了英语世界中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的伟大源泉”。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批评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伍尔夫是作家,其文学批评是印象批评,其随笔以感性的直觉印象方式,写出了乔叟的天赋和诗人魔力;布鲁姆是文学理论家和有天赋的批评家,其文章以充满激情的思辨和活力充沛的诠释,写出了乔叟作品何以是经典,何以是伟大史诗。伍尔夫和布鲁姆关于乔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阐释,本质上也是“诗”与“思”的对话。     

客家与族群文化

客家是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支系,是由唐代安史之乱后南迁汉人与赣闽粤之交的闽越土著和先期迁入该地的武陵蛮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判定客家的要素是方言、民俗、经济特点和人文性格,从这些方面来观察,南宋时代在汀州确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方言和民俗,因而可以判断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中心舞台在闽西的汀州。客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很多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如捡骨葬、买水浴尸、女劳男逸、客家山歌等,就是比较明显可溯源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渊源的文化事象。     

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

早期驻外使节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官僚士大夫。他们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普遍地表示出赞美之情 ,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使节关于西方政体的识见是比较高的 ,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有独特的影响力 ,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使节的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向维新思潮转化的潜流 ,这不仅是时代大趋势使然 ,更得益于使节独特的身份和出使经历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政府在发展农村产业中的角色与职能——对江西Y村个案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帮民致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逼民致富、诱民致富和引民致富,但有些地方政府行为失当,角色定位错误以及在职能上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导致很多“富民产业”不能持久发展,最终以失败告终,对此,吃亏的农民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信任感下降。文章分别从政府、农民和企业三个角度剖析了政府好心未能办好事、招民怨的原因,并指出政府在发展农村产业中应充当设计者、支持者、供给者、服务者和建构者的角色,同时履行相应的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