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观

罗尔斯继承了康德的道义论,把人的价值置于首位。《正义论》里蕴含着两种人性观。原初状态里无知之幕下的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罗尔斯求诸普遍人性使正义原则在一系列清单中被选出来。在正义原则被选择出来之后,如何运用于制度中正义原则如何得以维持?罗尔斯求诸性善论使正义原则得以维持。     

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嬗变与哲学思考——也谈人性的善与恶、公与私

我国古代哲人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和嬗变的过程。明确了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并以"性善论"、"性恶论"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以"知行观"与"行知观"作为人性形成的方法论,对我们从哲学层面认识人性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应看到,"人性本私"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看待人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而中国古人也是反对这一观点的,提出的"进则近尽,退则节求",是比较符合初期过渡阶段"人性发展"理念的。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传统人性论及其价值理想追求

在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无恶论,虽然其主要理论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落脚点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理想追求都是一致的,即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抑恶扬善,最终达到至善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     

关于儒家两种对立人性观的“误读”的解读

在儒家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观,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儒家的这两种人性观是根本对立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儒家人性观的一种“误读”。笔者通过解读学术界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性观的原因,并从人性发生论的角度阐释了孟子、荀子人性观是殊途而同归的,而不是对立的。两种貌似对立、实则同归的人性观的殊途而同归表现点为:它们在最终目的和方法上是相同的,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观对立之分歧。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

孟子学研究颇获海内外学者重视。以往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研究”集中在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三大议题之上,采取一种“即心言心”的进路,将孟子的“心”视为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肯定“心”之独立自主性,对孟子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性掌握,常有未达之憾;“外在研究”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解读孟子学的内涵,将孟子思想置于政治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考察,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潜藏着某种未经明言的人性论预设: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创造历史、进行思考活动,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山林逸士,将孟子“脉络化”于历史情境中的研究进路,推至极端,就有所蔽。未来的孟子学研究必须“内”“外”兼顾,得其全貌。三个可能的研究新方向是: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肯定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良心本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仁、义、礼、智、信等,既是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道德理性.恻隐等“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的价值本身,有其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孟子认为,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存养方法.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     

我国传统德治理论的前在预设

儒家德治理论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治国理论,它的理论预设则常常是诸种形式的性善论,具体而言,包括五大预设:一是"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二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三是"为政在人"的理论预设;四是"忠孝同一"的理论预设;五是"君权神授"的理论预设。     

公共管理中的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

"性恶论"和"性善论"这两种人性假设各有利弊,都具有片面性.合理的人性假设是"利益人"假设.它兼有"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合理之处,同时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公共管理中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又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并塑造着不同的人性."利益人"假设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前提;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基础;科学的机制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外铄—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