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 可得与闻——从《性自命出》看先秦儒学“性与天道”思想的展开

夫子不言的"性与天道"实为孔学"下学上达"的最终指向.<性自命出>是孔子性命天道思想的具体而微的展开.思孟学派继承了楚简天道,}生命相贯通的思想而否定了心性之别,以心释性,发展出性善论;荀子则将天人相分,肯定了心性之别并由此发挥出性恶论.孟、荀的理论分歧体现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对于"性与天道"的不同理解和阐发,而透过<性自命出>,这一分歧得以发生的内在理路清晰可见.     

荀子性恶论中的哲学蕴涵及积极意义

与孟子倡导人性善背道而驰 ,同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人为 ,开启了先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研究的新视野。荀子的性恶学说不仅蕴涵深刻的哲学底蕴 ,而且拥有性善说所无法比拟的现实性的优长之处 ,因此 ,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从先天的自然本性而言 ,人性是恶的 ,善来自于后天的人为。因此 ,不能坐等人性的自行完美 ,必须用后天的人为节制和理顺先天不足的人性。这是性恶论所引发的必然结论。事实正是如此。从性恶的认识出发 ,荀子极力呼吁对人性的后天修养和人为 ,并提出了两条改造人性的现实途径 :一是学习…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奥古斯丁原罪论与荀子性恶论的犯罪之维

中世纪奥古斯丁依其宗教神学观提出原罪论,并以此来说明人为什么会犯罪;中国古代的荀子依其唯物观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所以为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原罪论、性恶论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犯罪产生的根源及本质、犯罪的原因及防范控制。     

荀韩人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荀子的性恶论和韩非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深远。一直以来,人们在考察韩非人性思想的时候,总是从韩非师从荀子,是荀子的继承人出发,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韩非也必定主张人性恶,将韩非的人性论也定位为人性恶。笔者认为这不符合韩非人性的本意,曲解了韩非对于人性的理解。韩非其实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比较客观的自然人性论。     

《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从“性朴论”的内在紧张谈起

"性朴论"针对传统"性恶论"的理解,为荀子"性论"赋予新的内容,并由此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然而"性朴论"的相关论证始终建立在对《性恶》文本质疑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性恶》与《荀子》在文本整体性上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通过对《性恶》文本展开结构的划分,认真分疏其对"性善"的诘辩方式,可以发现荀、孟"性论"内涵并不一致。荀子的"性论"在"涂人成圣"的理论框架下,并不具备孟子"性论"的价值根据内涵,而是分别对应着"材性资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情之所欲"的"能仁义法正之具"。其中,前者正是从《荀子》文本中得出"性朴论"的文献依据,以及进行相应解释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性恶》开篇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理由,以及此篇与《荀子》全书并不冲突的内在根由。由此,荀子"性论"的真实内涵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荀子"成圣"即是"王道"的整体思想框架也将得以显示。     

"性善论"·"性恶论"·教学思想——刍议孟"思"与荀"学"

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孟子和荀子在人性论方面存在着"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导致其哲学思想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而影响到其教学思想的异同.前者重视"思",主张"内发",后者则重视"学",强调"外求".实践中,应该将二者予以有机的整合,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形成"学→←思→←行→←学"的良性循环.     

论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对当代个人修养的启示

荀子思想博大精深,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其最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肯定了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又绝不讳言人的丑陋。性恶论是荀子全部学说的基础,他从天人相分的角度循序渐进地阐述了人性中存在着自然本能、情与欲,若这些不加以节制化育便会因个人私欲造成社会的混乱,这便是性＂恶＂之处。荀子的性恶论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服务于他的礼制政治理论。     

荀子性恶论及其价值合理性

先秦思想家集大成者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他以“人性恶”的前提预设说明了礼产生的必要性。荀子的“性恶论”思想是基于对春秋战国时期尖锐社会矛盾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现实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首先,揭示了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其次,说明了改造人性的长期性;再次,设定了礼学思想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