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丈母娘对女婿没有“刚需”

<正>对于人类繁衍与社会发展来说,结婚生子肯定是充满正能量的。不过,丈母娘在其中一个劲儿掺和,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有些异样。日本男性就很少有这方面的烦恼。如今,不断加速的高龄少子化问题,已被日本各界称作国难。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为1.35,...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研究中国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趋势。为此目的,本文对1979~2001年各生育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四普、五普的回推数据,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报表中的出生数据和公安部户籍中的出生登记也作为比较对象。鉴于材料中的矛盾,本文就分析教育部部门统计中的各种和出生数据有间接关系的记载、讨论它们内在的口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到的工作程序问题。本文在这一基础上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来估计中国1979~1997年的生育水平和其他资料的可靠性。分析暗示出生数据漏报问题普偏存在,自教育数据算出来的生育数据比许多其他资料高。虽然如此,但自1996年以来比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字低。结果同时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根据教育统计资料计算的199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我国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基于总和生育率的实证分析

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问题是生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的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是用于判断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最佳指标,具体的实证分析方法有两种:一是基于总和生育率的生育堆积指数,逐年分析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导致的生育堆积或回避现象;二是按生肖的惠普尔指数,从长周期来分析各生肖的生育堆积状况。分析1950-2017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数据发现,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口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因生肖偏好而发生的生育堆积或回避现象。     

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届人口与发展论坛综述

朝阳区是北京市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进入新时期以来,朝阳区的人口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大,全区人口总量已达到439．5万人;二是人口增长快,朝阳区的户籍人口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8左右,但是,随着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随父人户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心城区人口的迁移、流动人口的迁人,朝阳区人口出现一个机械增长小高峰;三是人口构成多元化特征显著。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外籍人员等问题相互交织等现象,给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种复杂多元的人口发展状况,朝阳区出现了三个“不相适应”：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数字

9000万 在近日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教育部，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国家8个部（委、办）联合举办的“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上，与会专家披露，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已累计出生9000万名独生子女，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至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的峰值。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研究

在对递进生育模式优点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文章以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研究为例,分析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