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溢价和公司治理研究

由于公司治理研究逻辑起点的改变,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的传统计算方法,提出了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侵害度的计算模型.     

国有股和法人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用事业型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股份集中于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研究这些大股东如何凭借其持股地位影响公司业绩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的公用事业型公司1998年至2002年的平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国有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中间层公司的管理体制问题探讨

为解决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政企、政资、政事不分问题．依据管理国有资产要做到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成立旨在落实出资人职责的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为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