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伦理偏好”

<正>在英雄的短缺时代,很容易出现"泛英雄"行为。人们的伦理情结会把许多事情英雄化、价值化,动不动往崇高上靠,伦理偏好、渲染偏好、煽情偏好,浸润着公共生活。问题在于,伦理偏好是法治精神的天敌。它不仅导致人治盛行,伪道德大行其道,还使社会治理效率低下。     

邻避现象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设施水平逐步提高,不可避免地要布局邻避设施。政府准确、理性地认识邻避现象是应对复杂局面、协调不同利益关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前提。本文对国内外邻避现象历史演进、成因、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治理策略方面做了梳理,并对国内研究不完善方面进行反思,以期进一步加深对邻避现象的理解、能更好地处理好邻避冲突。     

瑞典“学习圈”模式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在制度主义分析的框架下思考瑞典"学习圈"模式对中国社区治理的借鉴,应考察一下三个方面:如何解读瑞典学习圈模式;通过明确治理主体,调节社区治理制度供求关系,推动制度变迁,实现社区治理制度均衡;勾勒中国社区未来治理蓝图,借鉴学习圈经验,提出相应意见。     

单位治理中如何强化团队精神

<正>在英语中,群体为Group,团队为Team。团队不同于群体,群体可能只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一个有高度竞争力、战斗力的团队必须有"TeamSpirit",也就是"团队精神"。我们常说的"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都是对团队精神的生动写照;而"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则是对缺乏团队精神形象而深刻的描述。团队精神是     

图书馆“多中心”建设模式初论

图书馆作为政府主导以推动文化建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避免与破解"公地悲剧"的职能与功能。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图书馆自身属性与发展规律,是图书馆应对、规避与破解"公地悲剧"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充分发挥图书馆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功能,应特别注重县、乡镇分馆的建设与主体机能的完善与健全,而更重要的则是应当融合到社会治理的大局中,在社会治理基本框架下实现新的发展。     

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

从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到"国家构建"理论的重构,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演进是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广泛分析与深刻思考,更加关注在"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二维分析框架下改善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建立良制、促进社会良序。解析福山"国家构建"理论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建设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依法行政与政府治理的接榫

法律与行政的脱节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较为常见,机械法制观钳制了行政活动。依法行政的实践存在将法律简单化为选择性工具的倾向并存在推进偏差。法律与行政的脱节削弱了行政能力,损耗了法律权威,不利于政府施政目标的实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从形式合法性到实质法治,秉持正义基准的行政活动将法律规则寓于行政管理,在能动行政中实现法治行政,从而实现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能力对建设现代法治政府、有效政府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可转换债券与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迈尔斯(Myers,1977)、斯蒂奇( Siddiqi,2009)和史来弗与魏施尼(Shleifer and Vishny,1989)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模型着重于分析可转债对公司无效投资行为的双向制约作用.结果表明,可转债能够实现对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0-2008年阳间我国可转债发行公司为样本对可转债发行与公司投资效率改善之问的关系进行检验,经验证据支持理论模型的推断:可转债能够根据公司上年的无效投资类型调整其治理方向,并始终驱动发行公司的投资行为向最优投资值靠近.这意味着,在保持必要监管的基础上适度放开对于公司使用可转债进行融资的政策限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投资效率.     

解决欧债危机之根本——加强经济治理

欧债危机已持续两年有余,尽管欧盟出台了各种救助措施,且救助规模不断加大,但仍未能遏制住危机的不断深化。欧元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危机就必须严格财政纪律,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经济治理,提高经济竞争力。     

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危机教派化机制浅析

关于教派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作用的现有研究多持工具论观点,忽视了教派身份认同被精英工具化的必要条件以及教派动员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教派因素确非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叙利亚社会长期积累的教派间利益分流、社会区隔和敌对情绪,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危机教派化的前提条件和大众动员的最初框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民间自发的地方性教派动员和暴力已然出现。叙国内外精英通过不同政策迅速直接或间接介入民间自发性的教派动员,制造或强化了历史积累和新近出现的教派敌意、利益冲突、能力、机会等因素,触发并加剧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和“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两大机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教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