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我国干细胞治疗的现状及伦理治理的探讨

阐述我国干细胞治疗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生命伦理治理视角探讨如何较好执行相关的法律及伦理规范。依托伦理治理,通过多种方式和机制把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委员会、民间团体和公众动员起来。在解决规范我国干细胞治疗临床应用的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做到尊重事实,正确宣教;加强管理,有法可依;尊重科学,加快研究。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证研究，揭示我国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方式，并通过在参考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实证检验模型，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安排提出构想。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党建、自治、服务是创建实验区的三大法宝

如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笔者认为必须要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完善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提高,夯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寻衅滋事罪预防中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面向

当前寻衅滋事罪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主要通过对轻微寻衅滋事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防止严重的犯罪行为发生、通过社区管理防止存在犯罪可能的人员实施犯罪行为,以及通过广泛的法制宣传提高民众对寻衅滋事罪危害的认识等方式予以实现。然而,这种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实践中存在寻衅滋事罪在刑事案件受案数量上排名长期靠前、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犯罪行为不降反升,以及非法寻衅滋事行为往往得不到及时遏制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分别为单纯强调行政处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寻衅滋事罪的社会根源、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为主的专门治理措施,以及对寻衅滋事罪发生缺乏必要的跟踪手段等。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就业保障救济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预防机制、以职业教育和就业促进为主的未成年人社会治理机制,以及大数据技术结合群众监督的严密监测体系等途径,对寻衅滋事罪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机制进行科学构建。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案例对比分析

多元主体合作不足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是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重要手段。以内容分析法,对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的98则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两起风波中,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三类监管主体的监管表现不一。台湾塑化剂风波中,台湾地区的政府监管是"第一主体",第三方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而市场的监管至为微弱。而在酒鬼酒塑化剂风波中,三类监管力量势均力敌,甚至第三方的监管力量还稍微领先。2媒体和公众对两起塑化剂风波中多元主体的合作监管绩效评价都不高。相对而言,台湾方面要稍胜一筹。3媒体和公众对影响合作监管绩效因素的认知较为相似。责任共担、信息公开、全程参与被认为是提升合作监管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而对增加信任和地位平等的呼声不甚强烈。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明晰多元监管主体间的责任,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鼓励依序全程参与,同时增加互信,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监管的绩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两种重要治理机制。基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治理逻辑以及治理机制的动态转换,研究发现：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对核心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总体上会由高向低变化,对普通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的变化则相反;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契约治理程度都会呈现出增强趋势;就合作社整体治理而言,契约治理成本会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而不断下降,关系治理成本则相反,因而关系治理最终会让位于契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