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悟并重自然高妙--论姜夔的诗学思想

姜夔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诗论家.他的诗学思想深刻独到,自成体系.高妙说是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高妙"是诗歌艺术的至境,由文而工,由悟而妙,是通向诗歌创作颠峰的途径.     

今年过年回谁家?

大过年的,谁不盼着与家人团聚。这很难吗?单身时好说,结婚后,夫妻二人成一体,父母却有两对。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是老婆要跟着老公回家过年。对于儿女众多的家庭,有得有失,也算平衡。可如今,很多家只有一个宝贝,父母心里盼着念着都是团聚的这一天,儿女到底该怎么选择?曾经,我们吵过、闹过、年关好像真成了过不去的一关。回头想想,我们的出发点就错了:如果夫妻只想着和自己的父母过年,注定是不能两全其美的。而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去对方家里过年,这年能过得痛快吗?其实,换个角度想,过年图的不就是高兴嘛。办法是想出来的,这不,我们特意找来几对夫妇,看看他们是如何搞定回家过年这个难题的。     

试论邓小平的创新思想

邓小平的创新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命运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邓小平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不仅使中国人民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影响.该文尝试对邓小平创新思想的内容、特征进行探讨,以揭示其对国家、人民和全世界的贡献.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 --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高级阶段韩国学生关于“V出来”的使用考察

文章从二语习得理论出发,利用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中介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高级教材语料统计,对高级阶段韩国学生习得复合趋向补语"V出来"使用情况考察。     

称名与十念——昙鸾念佛往生方法辨析

北魏名僧昙鸾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重要法门“称名念佛”的最早倡导者。但实际上,昙鸾的念佛方法“十念”并未偏离印度传统的观想念佛法。昙鸾推崇“称名念佛”对于净土理论的真正创新意义在于：认为根器较差的众生必须通过这一法门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十念”观想;以阿弥陀佛名号作为媒介,可以沟通佛与“十念”,从而使后者在作用上胜过众生以往所造的恶业,最终实现往生净土。昙鸾认为印度传统的净土法门方法不够简易,且与“业报”理论有冲突,他提倡“称名念佛”,乃是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所做的改良。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现代意识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古人生存方式的话语形态,我们要在把握古人生存状态中理解其音乐美学思想,获得生存智慧,并依据现代生存的需要去选择、甄别、生成新意,为现代音乐生活提供有意义的美学观念.我们的音乐创作观念,要按系统论的观点看待各美学思潮的共生和张力,重视李贽情感论和儒家社会责任意识的协调,抒发追梦时代的壮志豪情.     

中国画的“气韵生动”之美

“气韵生动”在我国南朝时期画家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中位居首位,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原则.气韵生动最先是作为一种人伦鉴识,在文人画兴起之后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气势和韵味,即客体气韵;二是指画家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即主体气韵.这两种气韵是相互转化的.画家通过对自然的观照与贯想,将自然客体气韵化为个人的主体气韵;再通过绘画创作将个人主体气韵化为作品所表现出的客体气韵,从而产生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创作的最高原则,是中国画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判断绘画的审美境界的价值标准;追求气韵生动之美的境界,是中国画艺术悠久而又极富生命力的传统,而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传统,对于繁荣和发展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想尔》之道的现象学定位

《老子想尔注》乃道教勃兴阶段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乃"有道教"的存在性路标:作为在五斗米道宗教生活中被直接给予的教义。《想尔注》的宗教性位格,集中地在其"想尔之道"中显摆出来;经过想尔之道的生存性建构,传统的神仙信仰已不再只是一种个体的柔性"信仰"生存方式,而是进一步生成为一种刚性的社会"宗教信仰"生存方式。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