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分析

家庭教育投资取决于家庭对该项投资的利润预期和机会成本预期;家庭教育投资积极、学习勤奋则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反之,则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先行者的相对独占性、马太效应等是形成这一规律的客观原因.     

基于VaR-GARCH模型的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实证研究

从收益的波动性与分布出发,组建起计算时变风险价值的VaR-GARCH模型族,并应用该模型族在两种厚尾分布假设下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市场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广义误差分布的VaR-EGARCH模型能相对较好地刻画开放式基金的统计特征与市场风险。     

"非典"时期京渝两地民众社会心理特征比较研究

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对京渝两地的556名民众进行了"非典"疫情中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预测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1)"非典"期问,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总的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他们在风险事件的认知、影响风险认知的信息因素和社会心理顶警指标几方面总体表现是正常和适度的.调查期间政府的防控措施对稳定民众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2)"非典"期间,处在不同疫情状态下的两地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因所处的不同疫情环境而引起的,而且也仅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本调查结果可为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和民众心理行为的有效琉导提供对策建议,为未来建立我国民众社会心理行为预警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以房养房”需防六大风险

目前“以房养房”者不在少数。所谓”,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出租旧房,用所得租金偿付银行贷款来购置新房。二是投资购房,出租还贷。买一套用来自住的新房后,再买一套租价高、升值潜力大的房子专门用来出租,用每个月稳定的租金收入来偿还两套房子的贷款本息。三是将旧房出售或抵押,再买新房。一般的“以房养房”方式,主要是满足购房筹资的需要。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以房养房”场的发展,“以房养房”愈热,开始由单纯的购房筹资行为演变成一种购房投资行为,形成了房地产领域内一个新的投资群体——新房东。但既然是投资就会有风险,“以房养房”…     

我国公司债债券期限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7年8月14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发行的91条公司债的存续时间而非会计报表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代理成本和流动性风险假说、信息不对称假说以及税收收益假说三个方面分析公司债债券期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性风险是影响债券期限的主要因素,代理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假设仅仅得到了部分验证,而税收收益假设完全没有得到验证,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公司债券期限决策时主要考虑了公司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辽宁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

本文在对辽宁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及成因,对推进政策性农险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强化政府引导,建立省级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财政补贴划拨机制,确保各级财政补贴及时足额到位,加强对保险机构合规经营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着力培育农民的保险意识。     

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能源革命中的风险投资机会

来自汤姆森路透以及全球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第二季度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开上市,并购交易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事实上,在2008年上半年有42家公司打算进行 IPO,不过最终只有寥寥5家成功。此外,风险投资靠被收购退出的道路也越来越窄。2008年上半年,只有120起有风投背景的并购交易,交易总额60亿美元,对风险投资商来说,减少了近42%。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