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组织创新――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如何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进行合理优化,关系到组织内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是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组织创新、保持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但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优化水平与高新技术企业组织创新间关系还缺乏系统研究,其中的影响路径更是缺乏深入探析。依据人力资本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得到全国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367份问卷,构成组织战略与组织文化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经统计分析后发现:第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优化水平能够显著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创新;第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优化水平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第三,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战略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优化水平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第四,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战略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优化水平与组织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进行合理优化,可以较好地拓展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揭示了人力资本发生变化时所依赖的多元化路径,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的对策建议,对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进而提高员工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路径转换过程:内外部正反馈和管理者刻意行为的影响

没有永恒的路径。面对剧烈的环境变化,组织需要打破原有战略路径,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新路径。然而以往研究发现,原有战略路径不仅不易打破、更是难以转换。为了理解究竟如何才能进行战略路径转换,本研究借鉴路径构造理论,以两家离岸IT外包供应商为研究对象,详细剖析了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路径转换过程。研究结果显示,战略路径转换是外部正反馈和战略模式重新匹配的过程: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组织原有的战略模式与外部正反馈不再匹配导致业绩下滑;随后组织探索新业务,直到产生新的外部正反馈;通过构建新能力,最后形成与新的外部正反馈匹配的新战略模式。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评价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实施"双一流"战略,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开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监测评价极其紧迫必要。通过厘清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监测评价的概念及特征,围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监测评价的重大问题,重点从原则明确、主体择取、指标体系构建、平台载体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理论架构,构建以发展度、协调度、贡献度等三个维度为核心的监测评价体系。要解决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具体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必须理顺多元主体的功能与定位,明确高等教育分类标准,加强质量文化建设。     

公司战略、融资需求与会计信息自愿披露

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增加融资成本,因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会有较强烈的动机主动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会计信息,以减少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因此,融资需求将促使企业提供更多自愿性披露的会计信息。相较于战略防御型的公司,战略激进型的公司由于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资金投入较大,外部融资需求较高。因此,公司战略将通过融资需求的中介作用而作用于会计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上述观点,即公司战略对会计信息自愿披露产生显著影响,与战略防御型公司相比,战略激进型公司具有更高程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且融资需求在公司战略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略瓜达尔港的挑战与策略

经营瓜达尔港能够使中国在逼仄的东向和南向海洋困境中西向突围,推动印度洋战略的实施,开通能源新通道,破解"马六甲困局"。但在经略瓜达尔港期间,可能会遇到巴基斯坦政局动荡与恐怖组织威胁、配套设施不健全、中巴心理认同差异,以及大国和周边国家干扰的挑战。破此困境,中国要积极协调与巴方关系,打击恐怖势力;走好中巴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巴人文交流,密切两国关系以及发展国家海上力量,加强区域合作。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