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及央行的调控能力分析:1998￣2004

本文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出发,采用协整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限制以来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及其变动,并对比了它们在1998年前后的变化。我们认为,1998年以来,国外净资产、对银行机构债权、对政府债权、政府存款、人民银行债券这5个项目构成了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但我国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和足够的调控能力,基础货币及其主要来源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货币政策的传导在起点上就缺乏有效性。因此,必须加快相关改革,提高我国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效率。     

中国单身女性的困境: 多元交叉的社会压力和歧视

随着中国单身人口比例的上升,单身人群特别是单身女性群体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对单身女性的研究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来探讨单身未婚女性的身心和生活状态,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照,且访谈样本又大都局限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单身未婚女性,因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单身女性面临的宏观(儒家文化和人口调控压力)、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单身歧视)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厘清目前单身女性所受到的压力和歧视,从不同阶层单身女性的需求出发,才能为她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并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单身人口比例上升的问题,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房价波动、银行信贷与产业升级——基于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检验及区域差异对比分析

房价波动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阐述房价暴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全国大中城市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法检验房价波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机制影响产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对产业升级产生负效应;第二,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房地产银行信贷需求,挤出了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银行资金,从而抑制产业升级;第三,通过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东部大中城市银行信贷对房价波动与高新产业关系发挥中介效应,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高新产业发展资金;中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第三产业发展资金;银行信贷没有对西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与产业升级发挥中介效应。     

2008年昆明市住宅商品房市场分析

分析了国家宏观环境和影响昆明市住宅市场供求的因素,得出结论：昆明市中长期的住宅商品房需求将继续增加,价格仍将上涨。就2008年而言。城中村改造将对昆明房市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供求双方观望情绪严重,房价将在目前价格水平之上波动;开发商将多数采用谨慎小规模低价推盘,然后再小幅上涨的策略;较多的消费者持币待购;市场下一步的发展,主要受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效应的影响。     

200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形势与发展

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快速飚升,也带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大量资金流入,导致了房地产业的"圈钱"和"圈地"热,从而使房地产泡沫不断吹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及时看到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风险与问题,特别是美国次按危机,更是打破房地产按揭贷款为优质资产的神话。因此,2007下半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现状,要把房地产市场转变为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如果政府的这些政策能够一个个落实,那么2008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定会回归理性。     

浅析融资手段之资产证券化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自2004年以来,受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除上市公司和部分特批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外,绝大多数企业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     

元认知能力和听力自主学习关系研究

听力自主学习是今后听力教学的方向,提高元认知能力是促进听力自主学习的有效途径。丰富元认知知识和加强元认知调控在英语听力元认知中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房价波动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中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自于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带动;另一方面,过于膨胀的资产价格为银行体系带来了隐患。基于2008年至2018年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价格波动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将导致商业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加;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增加将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使商业银行可以承受更多的风险;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有利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调控型共同富裕：社会化大生产与农民致富——以浙北Y镇为例

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浙江的快速发展表明,分散化的小生产方式是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进程相一致的。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浙江推动生产方式转型,促进了土地、资本、产业工人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由此也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容易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判断置于我们面前。根据笔者对浙北Y镇的观察,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无法继续给农民提供广泛致富的空间,但是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统筹,降低了转型对农民致富造成的不利影响,形成了一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不同,这种调控是由地方政府作出的、非统一的、复合的体系。这样,调控型共同富裕成为既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又维持农民广泛均衡致富的新方式。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流动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这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大城市的人口只能主要靠行政手段调控吗?——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数患上了城市病且日趋严重。这些城市是"人满为患"吗?只能靠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吗?本文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入手回答了这些问题,认为人口承载力的传统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屡屡相悖的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提出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然后基于生产函数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数理表达并代入北京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以这些分析为据,认为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是不合理的,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的直接成因不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的情况下政策失当,正确的调控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