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师资职业身份的边界划定与角色丛构建——基于组织边界理论

托育师资是支持婴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引导者,是高质量托育服务水平的关键,其质量的提升能够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 托育照护服务需求。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能够从物理、社会和心理层面明确托育师资职业身份的边界及其作用,同时在边界属 性作用的发挥下构建出托育师资应具备的六种职业角色：分别是基于组织规制的制度遵守者和托育发展者、基于服务环境的 照护培育者和支持指导者、基于心理认知的职业契合者和认知调节者。鉴于此,为保障托育师资对职业角色的理解和能力具 备,从确定师资准入标准、完善师资培养体系、支持师资职业认知三方面完善托育师资职业发展体系,确保托育师资职业身份 确立和角色丛构建。     

北美敌托邦小说的生态书写

敌托邦小说与生态思想有内在的契合.生态主义重视从思想和文化角度对人类驾驭自然进行批判,试图通过挖掘深层次的根源来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达到平衡.敌托邦文学同样重视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它的危机意识涵盖得更广,而这些危机与环境危机叠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末日世界.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这二者的深层联系,文章选取了北美敌托邦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文本,从对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循环时间观中的自我和自然,在倾听中存在的“物我合一”,艺术对自然的回应这几方面来探讨这一亚文类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双重合约论————基于对外部性的新解释

外部性的新定义是：没有参与订立特定相关合约的其他人所给予上述合约订立人的影响。上述订立的特定相关合约就是内部合约。所谓影响或某种控制,都是经过一致同意达成合约实现的。上述“其他人”不参加内部合约从而不受它控制,但对内部合约订立人产生影响,必定是同内部合约订立人达成了另外的合约即外部合约。上述内外合约组合成双重合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拥有完全退出权的条件下,所有合约包括内外合约,都是每个参与人通过收益成本计算而一致同意达成的,其中包括为降低决策成本而一致同意采取各种授权方式达成的合约。内外合约的联系即相互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其中外部合约作为外部选择点,由于条件的不同,或是可以保障内部合约的达成与稳定,或是可以替代内部合约参与人使其退出并改变内部合约。但上述退出权的实现取决于退出效用是否不小于退出成本。公共选择、合作博弈、讨价还价和一般均衡等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双重合约。     

探析刘备遗托的底蕴

刘备经过折而不挠的奋斗,白手起家,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而据其一的格局。当刘蜀政权达到地跨荆、益时,却因操作不当丢失了荆州,使"隆中对策"中钳击中原,进而一统河山的路线图落空了。刘备称帝后,为报关羽之耻而企图恢复荆州,又在夷陵覆军,造成了蜀汉军国力量损失其半的局面。自己也老病不起,于是作了临终安排和遗嘱。笔者认为,刘备遗托意蕴深邃,是根据客观时变而参考的。他深知在自己身后,一统河山是非常玄妙的事,故而把皇权、政权、军权进行了有机分离,对执政理念进行了科学定位,在执政与辅政方面作了合理交待,其目的是为了把现有的国家治理好。若按位操作,蜀汉不会迅速民穷兵疲,仍有富民强国的希望。     

国外公共托育服务发展实践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我国现行公共托育制度设计依然秉承将儿童养育视为家庭内部事务的理念,政府职能主要聚焦家庭功能缺失后的责任承担,属于政府引导模式.未来政府在公共托育服务发展中,一是要做好知情者,摸清本地区托育服务真实供需状况,推动实现托育资源有效供给;二是要做好掌舵人,制定公共托育服务发展的总体规划;三是要做好监管者,健全精细化、智能化的监督管理体系.     

托育服务与早期教育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除儿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之外,我国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托育服务,二是早期教育。实现托育服务与早期教育之间协同发展,逐步取消托育服务与早期教育行业间的壁垒,实现两者的整合和融合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以学前教育机构为主导的模式是众多协同发展实现模式中的优化选择。综合而言,这种路径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成本最低、综合效益最高。     

论青海托茂人经济生产的历史与现状

托茂人是青海牧区的一个特殊族群,虽然他们传统的畜牧业生产较原始、简单,但是与其他畜牧业民族不同,他们在畜牧业生产之外,还从事一定的副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牧区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托茂人的经济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托物寄意”用法小议

生活中一些奇特或寻常的景和物往往以鲜明的特征和美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启示。如果我们将这些扑人视野、印在心中的景和物,用感情的线索穿结编织起来,并赋予象征意义,那就能写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好文章。这种方法就称托物寄意,又叫借物抒情、托物言志。     

帕累托改进和分税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我国在未来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调整过程中,必须根据具体的因素法确定不同地区的"存量"比例,要不断弱化"存量"带来的束缚和限制,逐步解决现行制度设计中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同时要处理好现行"层级财政"的转换,以解决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