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个洞 搞活一个县——武隆县旅游发展纪实

“十年磨一剑”。一个地处“老、少、边、穷”地区，头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帽子的山区穷县，凭着创造机会莫等闲的理念和“敢想、敢干、实于、快干”的武隆精神，旅游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2004年一跃位居重庆主动城区以外各区(县)旅游业发展的首位，把武隆建成了重庆市的生态旅游大县、三峡库区生态旅游大县、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火县。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怎样产生的?追根溯源，或许可以从中获取许多启迪。     

以特困村建设为主战场——涪陵区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十五”期间，涪陵区扶贫开发办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农村扶贫十年纲要（2001——2010年）》和《重庆市涪陵区扶贫开发规划（2002—2006年）》，坚持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坚持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方针，以特困村建设为主战场，以贫困户为主要对象，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加强“三基（基础设施、基本产业、基本素质）”建设为突破口，以实施扶贫培训和高山易地搬迁扶贫为手段，以加强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保证，强化科技扶贫，社会帮扶，扶贫资金管理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创新机制，增大投入，强化帮扶措施，贫困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解决问题才见效益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明天女教师培训项目”、教育部-李嘉诚基金会“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扶贫项目”以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相继在农村中小学校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教育差别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初步搭建了硬件环境以后，如何让设备真正运转起来，出效果，出效益，在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我国当前扶贫工作新特点与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还面临贫困对象脱贫难度加大、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致贫与返贫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需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已步入攻坚克难阶段,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应容许农民以4种生存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打工就业作为脱贫帮扶的重点措施,应提升农业生产合作化水平、推出多种不同农业生产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当地特优农产品销售专区、打响农村区域保姆与护工品牌、稳定贫困户农产品生产收益等。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内生发展动力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难度大等问题。按照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在如何实现凉山精准扶贫的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其扶贫攻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并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建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