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抉择——基于1924年前后的宪政视角

新中国民主政治的达致不仅是全体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结果,也饱含了孙中山等国民党精英早期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追求,如1924年前后的广州国民政府所作的外交抉择和创新三民主义的宪政努力。其中,战“关余”、平定商团叛乱、誓师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就是追求中华民族主权独立与民主宪政的光辉业绩。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及其解决方式

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实践,其对意识形态的介入及专业实践中所涉的道德价值判断和伦理抉择使之不同于一般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专业化的进程中包涵着诸多的伦理议题,概括之为：社会工作的道德特质、伦理困境、伦理抉择等。这些构成了社会工作复杂的价值与伦理议胚中的核心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社会工作的专业本质,并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科学技术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

[主持人语]当下,科学技术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凸显了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用公共政策来引导和规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性。科技强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抉择。科技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资源既是财富源泉又是公共品,它是提升产业的主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是经济社     

林书豪:神话的力量——读安吉勇《林书豪:梦想的力量》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23岁的青年,仅用五场比赛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就是美籍华人林书豪,在缔造了NBA的神话后,林书豪一夜成名。近日读到安吉勇的《林书豪:梦想的力量》一书,就是对林书豪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完美诠释。《林书豪:梦想的力量》,对林书豪的神话给予深度的剖析和解读。作者从林书豪     

案例教学的教育价值取向——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融合

中西方教育发展史表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因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使得两大教育价值取向只有在融合时,教育才能得到好的发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在教什么、怎么教上正确处理了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制约性的关系,呈现了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大教育价值取向的融合。     

文化全球化际遇下的中华文化的抉择

全球化是21世纪不争的事实与主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升级,中华文化何以在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以适应全球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历史发展大趋势,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重点问题与前沿问题。一、共生:文化全球化际遇下的民族文化应然抉择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     

"农业合作社+农户"——农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模式的抉择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     

196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处境与抉择

196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并未朝着学院派精英们所期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直线发展。在宽松又保守的环境中,女性文学创作中具有时代精神的个性化写作仍被官方主流话语排斥。在此处境下,众多女作家向传统折回,或用牧歌的调子歌咏彼岸乌托邦,或接续"五四"传统给弱小者以人文关怀,或在现代城市生活和海外侨居生活的描写中回归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她们以迂回的路径和丰富多元的表现,在共同的心理基础上构建了丰富的文学景观。     

本底抉择与价值理性的重新发现——翟振明对阿佩尔“佯谬问题”的现象学回答

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佯谬问题,阿佩尔自己从一种总是先行假定的先验交往共同体的语言游戏当中生发出了一种交往合理性的辩谬方案。基于同样的先验交往共同体立场,翟振明教授求助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先验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从交往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本底抉择中看到了作为“人的度规”(humanitude)的人具有的现象学主体性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翟振明教授通过交往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本底抉择重新发现了来自胡塞尔现象学所昭示出来的理性的价值维度,正是基于这种本底抉择彰显出来的价值理性,翟振明教授完成了对阿佩尔佯谬问题的现象学回答。     

绿色发展:本质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抉择

首先探讨了绿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中国 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 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 展逻辑转换;第二,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面临着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农业生产组 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等困境;第三,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应当从积极培育和激发经济行为人 的社会理性、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发 展激励与约束作用、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