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暗的人类学及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

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背景下人类学所显现的若干趋势视为经济与政府的双重构型。首先讨论了所谓"晦暗的人类学"转向,这种人类学重视社会生活的严酷因素(权力、支配、不平等以及压迫),表现为压抑与无望的主观经验。进而在"诸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 of the good)框架下,分析了一些或隐或显可被视为回应这一"晦暗"转向的作品。这种人类学既包括对"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与"幸福"(happiness)的研究,也包括对伦理与道德的研究。最后分析了什么样的人类学才能被称为另一种善的人类学,即批判(critique)的、抗争(resistance)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人类学的新方向。     

反抗危机者的史学背影——前期“新写实”批评的一种再思考

本文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为参照系,从史学的特殊角度,在对前期“新写实”批评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新写实”在总体走势上,是在抗争一种危机之后,又跌入了另一种危机的陷阱。它的史学定位,只是一位“过客”而已。     

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一种编码与解码的戏谑式抗争

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以其“四两拨千斤”的诙谐恣肆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折射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深层认知与倾向性解构。立足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按照事态演进时间轴,对三孩生育政策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主导意识形态信息编码、媒介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流通、对抗性博弈解码共同构成了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的生成逻辑,而民众“脱冕加冕”、媒体“附庸娱乐”与政府“预设符码”则是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产生的内在致因。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在充当安全解压阀稀释、舒缓民众情绪的同时,又使民众沉溺、淹没于娱乐的汪洋,沦为“娱乐至死”的附庸,可以说,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的社会效益充满悖论。当下,治理公共政策网络灰段子亟须摆脱传统的刚性化治理手段,以引导、协商、合作的柔性化治理方式来实现公共秩序的良性发展。     

定格在心中的面容

母亲离开我们五年多了,清明前几天我们兄妹仨早早来到墓地看望她,这是她抚育的三个最亲的人。2015年8月18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我,猛地听到电话铃响,声音在寂静的午夜是那么的急促,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妹在电话中呜咽地告诉我:妈妈走了。母亲是因高血压中风摔倒骨折,在她三尺病床的空间里抗争了一年多,带着她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无限眷念的亲人。她除了思维还是那么清晰外,其他都无能为力了。我们兄妹仨精心地照料着母亲的起居,一会儿将病床摇高,让她看戏曲频道播出的越剧节目;午饭后将病床降下来,让母亲睡个午觉;替母亲洗头时,将空气床垫移到床外,椅子上放好温温的水。     

浅析鲁迅笔下的社会底层人物

本文从鲁迅小说中对几种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刻画入手,一方面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些普通百姓的麻木、愚昧与奴性意识,另一方面则对他们抗争无果,无法摆脱命运束缚的悲惨现状进行揭示,展现了旧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压迫,反映出鲁迅小说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出发点。分析鲁迅笔下的社会底层人物群像,即使在今天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背景下,仍然有着警醒和思考的现实意义。     

浅析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命运观的转变过程

本论文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探讨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在处理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这个相同的主题上,古希腊悲剧经历了埃斯库罗斯的保守派,到索福克勒斯的改良派,再到欧里庇得斯的革命派;这个转变过程说明了古希腊人文精神上的一大进步。     

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苦难叙事与精神超越

历史上藏族民众的苦难遭遇与体验成为藏族民间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成为艺术表演中苦难叙述的现实基础和创作动因。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苦难形态主要表现为生存之苦、身心之苦、离别之苦、苦众生之苦等。受到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的传统藏戏,在剧中直接裸露苦难,展示种种苦难,再通过修行克服苦难。藏族民间表演艺术中,人们面对苦难现实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度:勇敢应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抗争精神,坦然面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越精神。遗憾的是,佛教教义苦难观念的深刻影响,使表演艺术无形中消解了最为珍贵的丰富的感性元素,剥落了丰富的心灵和情绪感受以及感性化体验。     

李渔研究笔谈：命定与抗争——李渔的现实矛盾与人格突围

在文学史上，天才与悲剧往往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生前受到命运的捉弄，死后还遭到世俗的非议。李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说，李渔是矛盾的集合体，或者说是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特殊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竟可说成是个“异类”，且“人以俳优目之”：出身商贾家庭而非簪缨世家的门第，携女乐游缙绅之间享受生活，行不当时，纵情声色，命定为“真士林所不齿”，自然被斥之于文人之外。而另一方面，李渔多才、多艺、多产，其文学创作众体兼备，内容庞杂，无疑又是个特立独行而又成就斐然的文人。     

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评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于建嵘教授是游走于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位政治社会学专家。《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人民出版社2070年8月第1版）,既是他十多年来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是该学科领域最为尖端前沿的学术成果。     

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

各种形式的闹大已经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本文界定了什么是闹大,并从现象描述和理论解释两个方面对它进行了分析。从描述性分析方面讲,闹大首先是利益受损民众公开地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其次是弱势的抗争者进行外部资源动员的过程,然后还是一个公民主导的政府议程设置的过程。闹大反映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问题,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包括了公民的原子化、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政府的碎片化三个维度。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是萌生闹大的土壤,也是理解闹大的重要语境,但闹大又从不同方面修正和弥合了治理体系碎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