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强大中国精神是战胜疫情的精神支柱

生动的战“疫”实践是彰显中国制度优势的过程,也是彰显中国精神力量的过程,中国精神熔铸了战“疫”之魂,战“疫”精神丰富和升华着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在这场全民战“疫”的生动实践中,中国人民以巨大的付出和牺牲,展现和孕育出了战胜疫情的强大抗“疫”精神,抗“疫”精神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精神符号。     

试析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战败的日本理应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这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一种惩罚。事实上,日本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战后由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也随之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最终似是而非地解决。这不仅使日本逃脱了战争赔偿,而且也逃脱了发动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抗战时期的贵州灾荒特点及原因研究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省区。这时的贵州灾荒具有年年有灾、灾害种类齐全、灾荒程度严重等方面的特点。究其成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也有社会条件因素。前者包括多峻山、梯田,少河流、平原,多草房木屋,多火灾、虫灾发生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后者指政治的不良、劣绅奸商的欺压盘剥以及农民本身素质的低下等因素。     

从抗疫故事、情感主题到场景再现：瘟疫遗产地构建的欧洲经验和模式

欧洲有三处著名的瘟疫遗产地:苏格兰的玛丽·金小巷、英格兰的亚姆村、德国的上阿默高镇。三地共同见证了17世纪鼠疫大流行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分别展现了封锁隔离、集体自律、坚定信心的抗疫理念和方法,留下了深刻的抗疫经验和记忆。它们的文化记忆在过去三百多年中被反复渲染、取舍和建构,分别凝聚成"灾难恐惧"、"人性致敬"、"乐观感恩"的主题精神,这些精神以及造就精神的场所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历史内涵的回忆之地。三地进而以恐怖体验、现场朝圣、娱神狂欢等方式发展遗产旅游,实现了瘟疫遗产的生动延续与活态传承、文化记忆的激活与再现。这类因地制宜而又别出心裁地存储、取舍、激活抗疫文化记忆的生动案例,可以归纳为瘟疫遗产地构建与传承的"欧洲经验"。2020年全球抗疫将形成新的文化记忆,当今的记忆亦将被存储、取舍和再现。站在前人肩膀上,今人在面对共同灾害时应该能够沉着应对、行稳致远。     

中国英雄文化研究2021年年度报告

2021年，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不仅成为英雄文化研究的核心，而且也作为研究主线，贯穿于英雄文化研究；对英雄主义的阐释成为英雄文化基础研究的重点；文学艺术英雄叙事研究体量依旧庞大，整体呈现出向主流英雄文化靠拢的大趋势；青年群体的英雄观培育成为英雄文化应用研究的主题；在抗疫实践中生发出的英雄文化进入升华反思阶段，英雄文化的价值得到凸显。种种现象表明，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热潮已经到来。然而，当下英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基础研究薄弱、研究碎片化和研究方法亟待更新等问题，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仍未建立。基于此，文章提出，通过厘清英雄概念，打好英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的基础；挖掘英雄精神，实现英雄文化研究学科联动；讲好英雄故事，活化英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三条途径，推动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的建立，助力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球虫病及药物对雏鸡LPO含量和SOD、GSH-Px活性水平的影响

15日龄雏鸡试验感染Eimeriatenella后的第 9d ,按抗球虫药物疗效评定方法确定盲肠病变值并同时测定盲肠、肝、脾和肾脏的LPO含量和SOD、GSH -Px活性水平。结果显示 :球虫感染及感染用药鸡的盲肠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损伤 ,盲肠组织LPO含量极显著 (P <0 .0 1)高于健康对照鸡 ,而SOD和GSH -Px活性下降或极显著 (P <0 .0 1)低于健康鸡 ,可见盲肠病变值与LPO含量增高及SOD、GSH -Px活性降低呈正相关 ;感染鸡肝、肾的LPO含量低于或极显著 (P <0 .0 1)低于健康鸡 ,但脾脏则极显著 (P <0 .0 1)高于健康鸡。此外 ,球虫感染鸡与健康鸡相比 ,肝、脾和肾脏的SOD活性显著 (P <0 .0 5)或极显著 (P <0 .0 1)高 ;　脾、肾的GSH -Px活性显著 (P <0 .0 5)或极显著 (P <0 .0 1)高 ,而肝脏则显著 (P <0 .0 5)或极显著 (P <0 .0 1)的低。     

“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射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弘道与择势：战后初期中野重治文学与思想的再审视

将1946年中野重治与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展开的“政治与文学”论争视为一个“反应装置”，继而把与之相关联的重要记忆放入此装置中进行“充分反应”，由此即可透视出战后初期，中野令众多文学家感到困惑甚至愤慨的系列“非中野式”言论和创作背后潜藏的三个关键性驱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关联性思考可以发现，兼具文学家与日共党员双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在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虽屡次遭受打击，可从未改变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而他的言行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特质。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     

抗疫精神蕴含文化自信的四个维度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展现出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这种精神归根结底孕育于文化自信,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生动展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素.科学把握抗疫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抗疫精神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主要包含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个维度,一是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大爱"精神,二是革命文化孕育的"大无畏"精神,三是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的新时代价值导向,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孕育的"命运与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