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起义研究的新篇章

本刊2009年1—4期和今年第1期开辟了《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先后发表了21篇文章,参与了郭沫若、范文澜二位前辈横加给中国近代史前沿杰出人物杜文秀卖国主义的讨论。学者们或利用英国伦敦保存的皇家档案资料,或查阅云南地方文史资料,或深入民间调查老百姓中祖辈相传的口碑资料,他们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论驳了郭、范二位学者横加给杜文秀的种种不实之词。本刊5期栏目的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纷纷给编辑部来信,积极参与讨论。有的文章直陈杜文秀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有的说郭、范二位学者对杜文秀只扣帽子、打棍子,没有拿出历史资料来说活,以势压人,这种文风不可取;有的建议杜文秀的讨论应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有的批评当前史学之风的浮躁;有的更正了郭、范二位文章中引文的失实和曲解;有的说他们二位的文章只盯着英法殖民主义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引,不做辨伪考证工作,这是个方法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的就中国传统学术,讲考据、义理、词章,二位学者似乎对这几方面都疏忽了,读者不理解;有的说回回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人物,应该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多多宣扬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有的引梁任公的话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明末四川经济与农民起义

明朝末期(从隆庆元年至明亡),四川经济随着土地大量兼并,赋税繁苛,灾荒空前严重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走向全面崩溃。由此又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兵变和农民起义。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四川经济的特点及其与民变、兵变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多边互动与捻军颍州围城战役——兼论颖州之战的实际导演者为苗沛霖而非张乐行

颍州围城战役是捻军史上的重大战事.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对颍州之战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颍州之战的实际导演者为苗沛霖而非传统观点所说张乐行捻军或太平军;捻军以及太平军进攻颍州的决策,受着苗沛霖战略主导意识的影响;苗沛霖的向背是颍州围城战役成败的关键.     

攻捻战争中的刘铭传

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再现了刘铭传的剿捻生涯；透析刘铭传的攻捻理念（军事思想）为其他军事将领所不及，特别是他的“河防”方略，最终使捻军陷于失败；揭示攻捻战争中刘铭传与李鸿章、曾国藩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文章认为，刘铭传后来的升腾，基于攻捻战争中的“劳苦勋高”。     

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本文是原傅作义将军的部将王克俊回忆北平和平解放的文字，内容翔实可信，傅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目了然；起义投诚，紧锣密鼓；地下党渗透，如影随形。     

勇士，在深夜起义

今年是抗战胜利63周年。在此之际，我忆起了64年前的一段往事。 事情发生在1944年春天一个夜晚。在迁安县（现迁安市）东峡口村东有一排伪治安军驻防的炮楼，我八路军大队在炮楼门前从南向北通过。炮楼前宽一丈、深一丈的壕沟已由当地群众用柴草填平，上面又铺上木板。正在炮楼上站岗的伪军龙得泉，是一个早已不甘心当亡国奴，替日本鬼子卖命，     

张文光与辛亥腾越起义

张文光原为往来于中缅之间做玉石生意的青年商人,在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熏陶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加入同盟会,是云南辛亥腾越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也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     

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爆发的人口因素

清中叶以后,西北地区成为中原地区减少人口、输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导致西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锐减.西北回汉农民对土地严重依赖,而人地比例失调进一步加重经济衰退,最终导致社会控制难度加大,社会矛盾激化.清末成同之际,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在人口膨胀的前提下,围绕对有限土地的占有以及经济方式的差异产生冲突,进而上升为族际对抗,这超越了清政府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最终以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式--少数民族起义告终.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人口因素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