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其意义,在于协调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冲突,使诉讼制度文明、民主、科学化。比较西方资本主义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典型国家在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可以发现这一诉讼制度有不断走向国际融合的趋势。因此,我国有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     

旧工业用地再利用中土壤污染私法救济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加快调整。鉴于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旧工业用地在用地结构调整更新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土壤环境风险。尤其是旧工业用地再利用中容易遭遇土壤污染清理动力不足和二次污染等问题,产生大量的土壤污染损害,亟需从私法角度加以救济。从类型界分、主体定位以及救济方式三个方面入手,不失为建构系统的土壤污染损害赔偿私法救济机制的有益尝试。其中,获得私法救济的土壤污染损害类型,应依据"可赔性"原则加以限定;承担土壤污染损害私法救济责任的主体范围,应遵循"损害分散"理念进行扩张;对土壤污染损害进行私法救济的方式,应侧重"排除危害"责任方式予以完善。     

浅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重点研究如何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解释和运用；大陆法系国家则重点研究内心确信如何形成。我国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中国式的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衡量事实判断确实性的不同标准，对理解和运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具有辅助、补充的作用。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起

作为程序法治的一项国际准则,对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其目的是规范侦查权在有序的法治轨道上运行,达到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平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功能,但仅凭这种结果上的后置制裁性审查难以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控权作用。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破解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切入点进行延展,形成与之相衔接的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合力。应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权力分工负责的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从司法审查的对象、司法审查的方式以及司法审查的主体三个方面建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     

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隐患形成机制及中国式治理图景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在驱动文化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助推文化科技伦理成为学界热议命题。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挑战主要表现为技术异化牵引下的科技伦理危机及其文化泛化风险,以及隐私、安全、公平等伦理困境。从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隐患的形成机制来看,其不仅受到技术发展外因的影响,还牵涉人类自身的内因以及受多主体博弈牵引。基于此,亟需在系统把脉数智时代文化科技伦理命题基础上,建构由理论话语体系、主体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系协同的中国式文化科技伦理善治图谱。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论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性

司法改革中,司法权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在中国运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各国对这一规则的表述也不一致,本文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依据和理论依据做出阐释.     

比较法视域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目的追求、体制结构以及机制模式,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各有不同。运用比较方法理论,在对比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司法运作的基础上,试图理顺和廓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从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