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的商誉问题研究

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轻资产”这一新道路,而轻资产企业也是当前我国并购热潮中的主力军。文章聚焦轻资产企业,分析轻资产企业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原因,剖析商誉减值的后果,并就商誉减值风险的降低,从企业并购前后以及市场监管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预防型)和事中(主动型)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环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异质性技术视角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选取何种风险调整贴现率期限结构还存在争议,导致对同类投资项目得 出不同的管理指引意见． 针对这一争议,本文通过划分资本产出方式, 寻找影响贴现率结构的 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产出和项目非系统风险共同影响风险溢价系数, 同时 风险溢价系数决定贴现率期限结构． 其中,当风险溢价系数大于某确定阈值, 贴现率随时间递 增; 其余情况表现为递减．     

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的一个理论梳理

一般的,现代企业理论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归纳为报酬机制、控制权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四种主要类型,在这四种机制中,报酬机制是制定显性激励机制的关键。同时,四种激励约束机制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四种激励约束机制会对经营者的行为起到综合性协调作用。     

控股股东资本利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和证据

我们以市净率股票估值理论为基础,在对“资本利得控制权私有收益”概念进行界定后提出了控股股东资本利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算方法,并利用该方法建立了回归模型对2005-2011年间控股股东二级市场的套利收益率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有控股股东在利用大盘的波动进行高抛低吸的同时还会借助手中所掌握的控制权优势操控上市公司的业绩或利用提前预知业绩的信息优势进行套利,从而达到获取超额的资本利得控制权收益的目的.     

项目式协调: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合作发生的制度逻辑

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协调活动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沟通协调的制度设计一直是科层体系的短板。以B市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实施技能劳动者项目制培训工作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在项目委托方(中央部门)目标设定由强激励动员型向强考核规范型转变的过程中,为降低技术治理风险,承包方(地方部门)实现了将纵向动员向横向整合的转变,即引入政府内部平级部门协调运作共同实施项目。项目式协调发生的制度逻辑可分解为:项目制承包方(地方部门)保留项目资金支配权和检查验收权,确立协调主导权;向平级部门让渡项目使用激励权和过程监管权,与平级部门确立主从项目式协调关系。项目式协调为平级部门间合作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制度逻辑,并可产生意外收获,形成责任分担、政绩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为平级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创造了条件。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

本文采用2002～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研究中国加入WTO后的进口关税削减如何影响各城市工资的相对增长,从而从区域劳动力市场角度考察了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用各行业关税削减幅度的差异以及各城市"入世"前产业结构的差异,本文构建了地区层面的关税削减指标并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进行识别。研究表明:(1)受关税冲击较大的城市工资增长相对较慢。关税下降一个百分点,工资的相对增长率下降约1%。(2)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可贸易品部门,不可贸易品部门受影响相对较小。(3)低技能工人工资受到冲击较大。关税下降一个百分点,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分别下降1.2%和0.4%。因此技能溢价在关税削减程度大的城市出现更快的增长。本文结论意味着中国"入世"的过程伴随着不可忽视的调整成本和分配效应。居住在受关税冲击较大的城市,并受雇于可贸易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是受关税削减冲击最明显的群体。因此,在进一步开放进口,降低关税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群体的利益。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