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收入分配认同

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给予确认和应用,诺思是独特的。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的作用。改革以来,我国在收入分配观念上已经有了成功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但新旧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整合的现实是人们对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没有共识的原因。所以,促进一致意识形态的形成是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改进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谈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从而明确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居民消费倾向与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区域居民消费倾向实证分析,研究当前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行为.目前江苏省居民APC沿时间维度与收入变动方向相反、沿空间维度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在横向截面与收入水平反相关.这表明江苏居民消费波动幅度小于收入波动的幅度,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居民高收入阶层的上升将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     

收入不平等、需求有限性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3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探寻需求不足的成因和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采用理论模型中的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值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区别于传统使用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收入差距水平。基于2000-2019年30个国家面板数据,模拟出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并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的增大将引致总体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进而限制经济可持续增长,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与人均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对总体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限制性约束,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进一步限制总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的研究为理解当前国内外需求不足和后工业化阶段增长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基于试点改革经验的江苏省宅基地取得方式初探

运用对应分析法、熵权法、ArcGIS数据分析方法及SPSS聚类分析法剖析试点地区宅基地改革经验,界定宅基地取得方式划分阈值,探索向江苏省以至全国范围的推广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取得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得分介于[0,26.15）之间的为福利分配方式,得分介于[26.15,48.02）之间的为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得分介于[48.02,100]之间的为市场有偿方式。应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综合运用产权、管制、市场等工具,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宅基地资源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1）在以市场有偿为主要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探索利益调整实施路径,平衡利益分配格局,推动乡村振兴;（2）在以福利分配为主要取得方式的地区,应继续发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户有所居;（3）在以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在保留和更好地发挥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当采用小范围试点,等到条件成熟后,逐步引导宅基地入市交易。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