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框架

国民经济核算是监测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调控的重要基础.了解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提高有效运用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分析研判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能力.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实质及中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旨在遏制中国、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该经济框架以美国利益为先,内在构架空洞模糊,各国参与热度较低。“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前景暗淡,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地区团结合作;鼓励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谐社会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机制模式的建构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实践、政治实践的深刻主题,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逻辑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蕴涵着公平正义、民主法理、诚信友爱以及现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同质化.构建和谐社会当代中国必须建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民主和谐、社会治理、公众互动、公平正义、公开透明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机制,构建效能、责任,服务、法理、监督、互动型模式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评估与驱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明显。为探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趋势以及政策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本文从政策工具出发,建立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政策阶段性重点工具-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模型,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但在政策工具使用适配度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供给适配度不高,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金融支持机制,增强资金供给投入,加大人才技术支持,促进文化资源高效利用;还需善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抑制了“两孩”生育行为吗？——基于CFPS农村家庭跟踪数据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产品质量内部性问题的政府管制

文章引入了对产品质量的分析,将产品质量和数量作为并列的因素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产品质量的内部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单纯的较大的交易成本和单纯的不对称信息,都不能解释产品质量内部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较大的交易成本才是其根源。如何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就成为政府对产品质量内部性进行管制,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管制重点。     

政府补贴会让绿色认证机制更有效吗?——基于市场演化的视角

加快建设绿色认证机制是助推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针对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采用补贴激励企业申请绿色认证的现象,本文首次从演化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的不同模式对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只有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长期并且较高额度的补贴才有可能提高绿色认证机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现实中较为普遍的低强度补贴反而会加大绿色认证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恶化行业环境绩效。与补贴相比,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和降低认证费用是提高绿色认证机制有效性的更好政策,加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披露力度则会产生相反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缩小补贴的行业范围、建立多元化的认证机构监管机制、促进认证行业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以及避免环境信息披露陷入“坏消息”定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