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现状探析

儿童福利政策是国家立法范围中极为重要的一项社会事业,制度的好坏不仅仅事关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对国家的持续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儿童的保护,不断完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并已取得较大成就。目前,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经历了“兜底型”“补缺型”并向“普惠型”迈进阶段。文章在梳理政策现状、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儿童福利政策实践模式,力图优化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实践路径。     

从我国主要矛盾转变的角度探讨政策价值演变过程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代表着国家目前是何种价值导向,说到底,价值取向是由它来服务的。我国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在党和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才得以形成。为了实现核心价值,在我国建设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所围绕的工具价值取向不同,本文以第三次分配为切入点,从我国主要矛盾转变的角度探讨建国以来政策价值演变过程。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营造“包容性空间”:国际化社区的治理策略研究

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发挥经济激励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基本建立起多维立体的涉粮激励政策体系,形成了稳定粮农收入、优化营商环境、调动产区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可得性的政策框架,但仍存在种粮农民利润空间压缩、粮油加工业后劲潜力不足、粮食主产区高产穷县等问题。针对粮食安全利益保障水平较低背后成因,探索构建以实现“产得出、运得到、买得起”为目标、协调粮食产业链利益相关主体关系、充分释放经济效益在保障粮食安全中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优化补贴政策,强化政策保本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经营增效;三是协调产业链主体关系;四是逐步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五是健全应急储备及市场调节机制。     

国外土地政策研究的新变化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二十年来,土地单纯作为自然资源的价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成为影响经济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基于土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与日俱增,土地政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因此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研究也成为热点。     

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政策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路径,其主要特征是超越过去低成本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走向以高质量为引领、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动力的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运用、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与品质、人力资本的作用、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包括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和更好的社会环境等。为此,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有社会政策为其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社会政策来提升人力资本和国内消费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为促进社会政策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从理论上认识社会政策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性和工具性意义,重构高质量发展中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并且重新审视促进经济发展、做好公平分配及合理使用财富的关系。     

多政策叠加下的东盟地缘政治风险及对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影响

受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内部发展的需要,东盟形成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单边主义特点,从而导致东盟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通过采用博弈论和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发现,多政策叠加对降低东盟地缘政治风险效应边际减弱;东盟依靠内部合作并不能有效地增进互信,为进一步提升各自利益倾向于与域外国家签订更多合作协定,导致东盟地缘政治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前景较好,可循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