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用率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可能影响农户的气候适应性行为。基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1 38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若未使用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下降;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如果使用了,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借贷易得性与信息易得性,进而促进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行为,农户对于金融包容性的认知能够正向增强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于资本型适应性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在反事实假设下也表现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资本型适应性行为提升效果最强;数字金融对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率较高、接受过培训的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技术促进效应更高。     

困境与隐忧：公共承运人理论能否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当前,规制数字平台的需求日增,公共承运人理论是规制数字平台的可选进路之一。在梳理公共承运人理论历史衍变的基础上,需对其适用的可行性加以系统性考察。一方面,就公共承运人理论体系来说,“自我定位”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垄断理论的不完备性使之难以有效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另一方面,就数字平台而言,其公共性的来源和表现使之缺乏公共承运人理论的适用基础,而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平台亦不符合“中立承运”的适用条件。公共承运人理论在尊重公共承运人权利行使自由的基础上应对其权利滥用行为予以适当限制,而未经全面考察地将公共承运人理论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亦存在简化规制过程、扩张规制权力的潜在隐忧。因此,应审慎研判公共承运人理论,并从缓将其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李克强经济公开课亮点数字解读简

10月21日,李克强总理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报告深刻分析和阐述了我国的经济形势,阐释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其中很多亮点数据值得深入解读。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数据跨境传输共享治理场景建构

为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价值挖掘”的关系,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实现其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应对,比较梳理“一带一路”及欧美既有数据传输机制图谱,分析现行治理机制运行差异,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1)构建中国主导的“数字世贸组织”体系。提升各国数字经济操作性,培育建成“一带一路”数据交易国际贸易中心,建立司法联防协作机制,提高沿线数据跨境传输的透明度,支持数字自由贸易、反对数字保护主义,设计沿线双向数据传输治理机制,引领制定各国参与沿线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则。(2)拓宽“数字世贸组织”体系管辖范围。增加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属地管辖国家和地区数量,确定数据传输合理连接点,扩充数据管辖类型范围,合理确认数据管辖种类。(3)设计“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传输合理化分类限制标准。细化属地数据分级管理,增加“一带一路”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准则,设计综合性“充分保护”评估标准,紧密关注数字经济技术发展趋势。(4)营造“一带一路”统一多元的“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执法机制。加强沿线国家内部数据保护机构组织建设,形成数据跨境传输多边合作共享的执法机构。     

未来社区服务运营的组织模式创新研究——以浙江七彩未来社区为例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普惠型养老服务主体,基于多业态深度融合的组织模式创新,解决社区养老“供给—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文章关注的主要问题。文章讨论了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供需匹配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浙江未来社区七彩实践的社区运营案例的分析,揭示一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枢纽结构的组织模式,以社区运营的统筹力、数智化、生活性为可持续竞争优势,满足社区养老方式的供需匹配要求。核心枢纽组织的运营主体兼有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特征,成为组织模式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基于PMC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研究

政策评价是政策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的前提,对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可为今后制定更优政策提供支撑。基于西部地区34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通过文本挖掘提取关键词并绘制语义网络图,据此设置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构建PMC指数模型对其所有政策样本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整体对比、省市区对比和个例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总体评分为8.03,处于优秀等级,且省级政策得分优于市区级;但也存在政策评价体系不健全、长期时效缺乏、建议功能薄弱和权力下放不足等问题。由此,从健全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增加中长期规划、政策性质组合使用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规模要适中,如果超速扩容,可能导致优势资源向数字头部地区集中,进而形成市场垄断;第二,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以信息专利申请数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不存在门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需要对接市场需求,回归本源,这样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第四,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获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因此,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数字专利的质量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同时避免数字经济的盲目扩张。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发展成果的可知、可感、可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章在测度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先探讨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特征,后利用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区域异质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核密度分析可知,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2)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仅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显著。(4)门槛效应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