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

［摘要］在我国的法律文本和判决中，对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有着不同表达。法律文本中的价值性经历了从“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实用性”到单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用性是否属于与价值性相独立的构成要件，一直存在反复。竞争优势作为表彰价值性的一种状态，经历了等同于价值性到作为判断价值性之有无的标准的过程。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中，价值性有着不同的法律意义。近年来，法院逐渐将价值性和实用性融合，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证明价值性的一种依据。商业秘密是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竞争工具，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同时商业秘密也是重要的财产。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直接影响价值性要件的法律意义。     

二维码“吃钱”陷阱大揭秘

对着黑白色方块用手机摄像头一扫，就能加微信好友、装软件、上网、看视频，还能赢取优惠券，不少人见识了二维码的神奇。二维码是一种信息编码方式，可以存储各种信息，包括网址、名片、文本信息、特定代码等，就像是软件和网页的“桌面快捷方式”。于是，经常会看到有人使用二维码到处扫一扫。但也有人却因为随意扫描二维码导致账户里的钱被盗。二维码为何会“有毒”？不法分子又是如何巧妙设置圈套的？     

《山乡巨变》文本中的合作化宣传与农民应对

《山乡巨变》文本中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生疏、淡漠反映了农民对合作化政策的无需求表达。王菊生、张桂秋两个上中农户对合作化宣传的消极对抗反映了社会上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声音,但这种对抗又是在认同当时政府、政权、政治制度之下进行的。文本在表达农民的合法性利益需求与宣传合作化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之间做到了较好的平衡。其中所呈现的农民复杂、矛盾的心态为合作化运动研究提供了鲜明生动的例证。     

上海交大安泰EMBA十周年庆系列之名家论坛：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及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埃尔文·罗斯（AIvil3Roth）和罗伊德。沙普利（LIoydShapley），获奖理由是“稳定配置的理论和市场设计的实践”，这是博弈论学者自从1993年以来第五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些出乎意料却又实至名归。     

解读晋商的新视角——读李永福新著《另眼看晋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永福先生在其新著《另眼看晋商》一书的《绪论》中说：“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文本表达立场的实现途径研究

总体规划文本在表达规划决策信息时所秉持的"立场"与"态度"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总体规划文本表达的手段、方式乃至内容。因此,若要研究总体规划文本表达技术,就必须先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     

印转类公文写作失误举隅

正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印发性公文、转发性公文、批转性公文统称为印转类公文。这类公文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发文机关,文本结构相对复杂,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失误。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过,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下面举几种常见的失误加以说明。一、错把被印转文件当"附件"在印转类公文中,错将被印转文件当作附件处置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高层行政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