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与流散叙事——论阿来的小说创作

自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以来,阿来就成为当代文坛备受关注的少数民族作家。从部落历史到集体记忆再到民间精神,他不断地在汉藏文化的夹缝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寻找这一地带的文化之根,并形成了一种流散叙事的视角。作家以文化反思的眼光打量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影响,并力图从历史溯源、普世写作与语言沟通的维度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他的藏汉混杂身份、他的流散叙事的双重视角似乎与他的寻根之旅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阻碍了其作品开掘的深度,从而不得不面对来自两种强大文化的质疑。     

非指喻非指：《庄子·齐物论》中的证伪逻辑和认识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证伪逻辑的论证,指出了公孙龙《指物论》《白马论》中论证逻辑的缺陷,还反驳了名家的"坚白之辩"和"名实之辩"。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对名家的世界图景的建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通过分析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概念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的悖论;最后,庄子论证了"知通为一"以达"天籁"的认识论理想。     

新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治人类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打破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定义政治人类学的界限,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新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现象,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探寻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权力的产生和异化等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了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指导新实践——兼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承载了党的理论创新传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当前,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贯穿于学习实践、研究实践和经济发展实践当中,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庄子《天地篇》哲学义解

借由庄子《天地篇》的文义辨析,本文讨论庄子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并追究其合理性。《天地篇》批判儒家德性政治、法家刑罚政治、名家无谓的诡辩,对历史上的儒家圣王尧、舜、周武都置辞批评,理由是他们并不真正爱民,而是为了自己需求在表演而已,并且同置曾史与桀跖,理由都是失其本性,其所追求就是上位放任,则下民自适,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力的立场。本文认为,现实之不堪,各学派所共知,至于追求何种价值,是各家自己的选择,庄子学派无须攻击他家立场,除非找到真正的宇宙规律、历史规律,才能论断高下,但这就要进行各家意旨的正确理解、准确诠释的工作了,完成了这一步,才能真正解决生命的意旨以及政治的根本的大哉问问题。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基于《巴塞尔Ⅲ最终方案》的弹性杠杆率监管研究

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刚性杠杆率监管存在机理性缺陷。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刚性杠杆率监管的效果,刚性杠杆率监管也不能体现杠杆累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风险的变化。若引入弹性杠杆率缓冲,刚性杠杆率监管加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机理性缺陷就可以避免。因此,有必要实施弹性杠杆率监管,杠杆率的弹性化程度与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