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路径转换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汽车工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散到聚的发展过程。目前,它正沿着从弱变强的发展方向演进。以中国"造车运动"为主线,本文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的分解,归纳了不同"造车时期"的基本特征及其遇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国汽车产业走向未来需要着重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以创新求超越——华晨汽车"十一五"发展纪实

2010年11月21日,中国企业创新论坛2010年年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圆满落下帷幕。鲜花和掌声把人民大会堂装点得热闹非凡,华晨汽车集团成为会议上的明星:华晨汽车集团荣获2010年度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董事长祁玉民凭借在企业创新和发展中的突出贡献,荣获2010中国企业创新十大年度人物称号。2010年末,华晨汽车又传来令人振奋的一系列喜讯:产销指标再创新高十一五期间,集团整车、发动机年销量从2005年的12.26万辆、18.25万台提升到2010年的50.1万辆、56.4万台,分别增长了308%、209%;五年间,实现整车销售165万辆,销售收入2305.8亿元人民币、税金总额264.4亿元人民币,分别是十一五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专：汽修专业选手在2015年枣庄技能大比武中获第一

近日,由枣庄市教育局、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15年全市“英创天元杯”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在枣庄经济学校、滕州职教中心、薛城职业中专等7个中职学校先后进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含5个赛项）在滕州职教中心隆重举行。     

宣亚国际赢得比亚迪品牌公关传播业务

继在腾势纯电动车（BDNT）及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传播方面的密切合作之后,11月中旬,宣亚国际正式成为比亚迪集团品牌公关业务服务商,由此,宣亚国际已经成为比亚迪集团各个业务板块及集团品牌公关和营销业务的重要合作伙伴。     

和老妈打造“中国LV”

2016年初,由一帮大妈大叔纯手工制作的皮包在香港皮艺博览会上被抢购一空,还在会展上与中外客商签下60多万元订单. 妈妈找到生活的目标 28岁的付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回山西探亲时,她发现赋闲在家的母亲付玉兰,整个人都变得没精打采.母亲付玉兰本在山西汽车制造厂从事设计工作,下岗后她开过裁缝店,当过洗碗工,女儿参加工作后,就不让妈妈去辛苦打工了,可一闲下来,付玉兰却备感煎熬.     

城市空中客运体系的设计构想

该文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需求出发,提出归属于公共交通的城市空中客运体系的设计构想.对该体系中各主要组成部分的设计要求进行了阐述,特别详细说明了体系中的载具——垂直起降飞行器.同时评估了现阶段实现这一客运体系的可行性.     

“双积分”政策下汽车制造商竞争定价与减排策略研究

"双积分"政策的实施对汽车制造商的定价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考虑卖方由同时生产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商1和仅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商2组成,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价格竞争影响下分别针对制造商1对燃油车采取和不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的情况,研究"双积分"政策下汽车制造商的定价策略和减排决策,探讨新能源汽车积分值和积分比例要求对政府和企业决策的作用效果。进一步,通过对不同情形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双积分"政策的出台、消费者低碳偏好及制造商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对制造商定价和减排决策带来的变化,并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双积分"政策可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提高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利润,促进燃油车主动减排。(2)当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要制定较高的每台新能源汽车积分值。(3)燃油车的油耗水平存在一个环境属性标准,当油耗水平低于一定值时,随着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的不断增大,制造商1选择提高燃油车价格。(4)消费者低碳偏好是提高燃油车减排水平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对减排技术先进的燃油车制造商进行低油耗认证,提高消费者低油耗燃油车需求,激励燃油车制...     

阿列克西主体权衡公式：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框架构建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核心是算法,面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争议难题,应该引入道德算法作为解决措施,但是在引入过程中需要逐步完善权衡法则以及具体框架。阿列克西权衡法则的应用,需要明确其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目标,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目标,要尽可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并且确定条件式优先关系用于处理具体争端,落实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道德算法中的主体权衡公式,应该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背景加以改造,在具体参数的选取解读上,结合道德算法面对的实际情况,对实体损害程度、权益抽象重要程度及认知确定性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参数内涵。     

人工智能时代过失犯理论的挑战与应对——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为例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犯罪主体复杂多样、前置性规范缺失,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固有的自主与黑箱特性等问题给过失犯理论带来了变革的压力与挑战。传统过失犯理论、新过失犯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无法解决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认定问题。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应当接受“法益保护优先,兼顾科技发展”刑事政策的约束与指引。坚持“法益保护优先”的基本定位,意味着要借鉴风险控制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中创设法所不允许危险与实现法所不允许危险的判断规则,进行客观层面是否入罪的判断;遵循“兼顾科技发展”的制约原则,则需要运用结果预见可能性理论中信赖原则等内容,进行主观层面是否出罪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