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明清以前东南山林的定界与确权

"界"的出现是山林确权历史中的重要一步。东南山林的私占从西汉开始以刻石的方式宣示和记录下来。唐代的墓志和寺院管山石刻即以"四至"标示山林界址。随着山林资源的开发,特别是较为固定化的垦殖、造林活动,人们对山林的认识越来越细化。山林土名、四至边界的记录,也因为山林的买卖、析分、纳粮升科等活动不断增加,以应对基本的确权需求。通过契税、理讼和地籍登记活动,国家、地方官员也参与了山林界址的制造。宋代的经界和登记加速了东南部分山林的定界和确权,甚至有些小片的山地、山林经过丈量,有较为精确的面积记录。部分地籍赋役登记与民间契约中的山林界址信息,是可以相互配合、参证的。但总体来说,与田土相比,山产的信息更加粗略和不准确。这构成了南宋以后东南山林确权与界址争讼处理的基本社会和制度背景。     

中日关系新动向与“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新政权的外交及对华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众议院选举,最终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以308个席位赢得了本次大选,实现了政权更迭。同年9月16日,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新首相,鸠山新内阁诞生。鸠山新内阁成立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重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中日政治关系60年回眸与思考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经历了从坚持斗争、以民促官,到恢复正常国家关系,乃至克服障碍实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曲折历史.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重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牌,也将成为今后中日两大民族维系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准则.回眸与思考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中日政治关系,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论周琦的《东溪日谈录》及其理学思想特点

周琦是广西第一个专力研究理学的学者,其《东溪日谈录》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理学专著,也是从宋到清少数几部能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广西文人作品之一。周琦师出阎禹锡,其学术思想继承师说,以＂复性＂为宗,但不出程朱轨范;提倡实学,注重发挥学术的经世致用之功,对时政民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周琦以其理学成就和人格魅力,对当时柳州乃至整个广西理学发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在道光十九年成为＂柳州八贤＂之一而被供入寺庙,享受后世的祭拜。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中,尤其是以典籍、书画、日用器物等为多.典籍主要来自三种渠道,一是明廷所赐,二是相知馈赠,三是自购所得.但策彦周良的两次入明都不见政府之间的赐予或请求记录,可见十六世纪中叶左右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需求有所缓和.而携回的书画作品除了少量自购外,大多来自明朝文人所赠,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各种序跋.但与宋元、明初不同的是,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文人字画占绝对优势,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