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隐喻中的生命探求——生死之议与明遗民的生存抉择

在清初明遗民这一特殊群体中，“生”与“死”成为他们的核心话题之一。面对异族的新政权，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生命压力：在“出”与“隐”的抉择面前，如何才能做到“不苟活”，显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于是，一方面要以桀骜的姿态守护他们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气节，另一方面又要不忘世事，积极实现他们的经世理想，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明遗民以其特有的思路探寻着牛的意义。     

不为君王唱赞歌

康熙十七年(1678年),对于许多因怀旧而坚持守节的明遗民来说,是一个严酷的年份。山西著名学者傅山,此时已是74岁高龄。他拒绝京城官员的举荐,在写于这年六月的《病极待死》诗中,表明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他有持守名节的耐力和修养,且精通医术,可不依靠仕宦谋生。然而其朋友、阳曲县知县戴梦熊亲备驴车劝行时,平素受到照顾的傅山再也无法拒绝,只得前往北京。停宿在崇文门外的圆觉寺后,他称自己身体不适,卧床不起,拒绝入城。     

略说查继佐的南明史论

查继佐对南明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明之史的编纂上,更突出地反映于他的南明史论.他的南明史论,具有多种形式和显著特点.其重要者,应该是对南明覆亡的思考、分析和总结,以及彰善瘅恶、表彰忠义等.     

教育家的执著和理学家的愤世——明遗民朱用纯的心路历程和散文创作

身为教育家和理学家 ,明遗民朱用纯一生始终在以自己认定的志节和理学 ,试图挽回颓败世风于万一 ,并创作了许多重在修身律己和道德劝勉的儒者之文。所作虽以理学为宗旨、以教化为指归 ,却不同于产生于乾隆”盛世”的高举礼教之旗的桐城文派 ;而是以针砭时弊、抗衡萎靡为出发点 ,遗民情结与理学情结互为表里 ,体现着特立独行的志士情怀和审视现实的批判精神     

明遗民李世熊散文探析

明清易代之际,李世熊作为闽地的代表文人,创作了大量足以烛照历史的散文作品。综观其散文,历经三变,由驰骋无涯涘之文而为沉深窅渺之文,后又变为纵横曲折之文。其纵横曲折之文,或表达为国效力的愿望,或补史缺以表达亡国之痛,或于淡然中抒黍离之痛,基本代表了其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全明词》疏失举隅

《全明词》的出版,填补了词史文献整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由于工程浩大,疏失在所难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将本该入清的作者误作明人收录;二是析一人为二人,前后两处著录;三是对比较常见的文献利用不足,致使某些词家的作品短缺过多。     

"非庄子当如是解" ——明遗民借解《庄子》以自摅其意

在《庄子》诠释史上,"六经注我"这一诠释理路至明遗民而臻于极致,他们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遗民情怀.觉浪道盛创"托孤说"以表达自己对故君故国的情感,方以智继续发扬此说,以期发扬儒家的忠孝思想.钱澄之谓"内篇凡七,而统于游",通过对"游"的阐释而表明自己的出处和态度.傅山则"以大鹏自勉",彰显自己的独立气节.明遗民对《庄子》的误读却增强了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赋予古老的经典以现代活力.就此说来,"六经注我"虽然有穿凿乃至背离经典的过失,但也不无"再造文明"的功效,是可以与"我注六经"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