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春秋五伯都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齐桓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是安民、尊王、亲邻与攘夷。军事战略是先代戎狄，后抑强楚。晋文公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尊王、利民、讲信、修礼、正官。军事与外交战略是联合齐、秦，侵曹伐卫，调动楚军北上而击之。楚庄王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战略是柔服中小国家，协调君民关系，发展综合国力，选拔亲、故人才。军事战略是加强军队建设，征代中问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间的政治、经济战略是任贤亲民，施恩行惠。军事外交战略是治兵奋、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的政治战略是对内尊贤礼士，对外惑乱吴国。经济战略是奖励生产，蕃衍人口。军事与外交战略是遮掩军实，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研究述要

《左氏会笺》三十卷,亦称《左传会笺》,日本竹添光鸿撰。它是对日本金泽文库古钞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的疏证汇释之著。竹添先生学问淹通,洽闻强识,能博涉群书,搜罗中日,采掇古今,荟萃众家之长,融旧铸新,于《左传》注疏及研究多有所得。该著明治36年（1903）付梓以来,一直受到学界重视。     

中国历史上八大奸臣的下场

伯嚭——害贤祸国,国破被诛 伯嚭,春秋晚期人,在伍子胥的引荐下担任了吴国的太宰（大夫）。得志后,他利欲熏心,干起了祸国殃民的勾当。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上)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国学经典的传播 吐鲁番出土唐写《尚书》残卷小记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新疆发现有我国数量最大、类型最多、时代最早的有机质类文物,如纸质文书、绢画、丝、毛织品等,其中尤其文书以数量大、保存好、底蕴深、内容丰富、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中有大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经》《周礼》《礼记》《尔雅》等,又以《尚书》《诗经》最多。这些典籍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实证了中华文明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