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罚戏的法经济学分析

罚戏是指罚违规者出资请戏班子给大家演一台戏。清代时期,罚戏作为晋商最具特色的行业内部制裁措施是其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体现出中国民间法律本土资源所独有的特色。成本收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政府、晋商以及当地乡邻三方主体对罚戏的认同都是出于各自理性的需要。     

谁想把女儿嫁给陈晓

世人皆知“晋商”、“徽商”背后是权钱交易的盐铁暴利，他们的成功很少能增加社会总财富，也并不带来什么技术和文明革新，更多的是靠寄生国家资本之下敲骨吸髓。即使在这批成功者的倒叙中，也总是蕴含着大量的遗言式自警自醒，告诫子孙要弃商从政，因为这个阶层早已深刻洞悉了帝国政商的游戏规则：“人无横财不富，来历不明休管，养肥蠹虫几许，有朝一日清算。”     

基于晋商文化的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

本文以晋商文化为切人点，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山西导游人才培养得以创新的路径，并尝试以晋商文化为基础，探索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方法、模式及意义。     

走西口的晋商

走西口,是与闯关东、下南洋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时间左右。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应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晋商与关公

关公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文化。择其要之,例举如下：1.理念文化 清朝光绪皇帝对关羽有长达26字的封号,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其中“忠义仁勇”四字可谓对关公文化理念的概括。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试论晋商文化中的“学而优则商”观念

"晋商"专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倡导"学而优则商"观念,优秀学子将商作为本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格局。"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实质是崇商、重商,是传统思想与三晋大地的自然、经济、历史因素高度契合的结果。它架起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精髓与商业行为、商业伦理有机融合的桥梁,进而锻造了熠熠生辉的晋商群体和晋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对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诚信观、勤俭观,是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研究此观念,不仅有利于弘扬晋商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晋商与晋中民众的饮食生活

清代以降,随着晋商的兴盛,晋商对饮食及饮食交际日益讲究,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主食和菜品,并把烹饪技艺推陈出新,提升了当地的饮食水平,对晋中民众的饮食生活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性,其影响久远,传承至今。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晋商“诚信”商业原则的成因及启示

＂诚信＂是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基石,而晋商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及其经过的千百年的文化浸染,与晋商形成推崇＂诚信＂的商业原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诚信＂制度在法律真空的环境下依然能够成为对商人最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今的立法也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