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方言研究史脞论——以山西大学为起始与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晋方言研究，首推山西大学建校之初山西大学堂赴日留学学生景耀月1907年发表的《晋语》,这是晋方言研究的开篇之作；随后，瑞典人高本汉于1910年来山西调查方言，1911年正式入职山西大学堂教授外语，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誉为中国音韵学的“空前伟著”;曾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的刘文炳于1932年始写《徐沟县语言志》,成为晋方言单点调查研究的先导；1957年，以山西大学中文系为主导的方言普查，开拓了晋方言调查研究新局面；20世纪末，山西大学教师成为编写方言志的主要力量；新时期以来，山西大学晋方言共时与历史研究跃居全国领先水平。晋方言研究伴随着山西大学的脚步走过了百余年的奋进历程。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国语·晋语》的语言艺术

<晋语>为<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尚书>一样,<晋语>以记言为主,同时叙述历史、传记人物.在史传文学中,其语言独具特色:含蓄而流畅,生动而严谨,优美而准确,灵活而工整,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技巧.<晋语>运用语言的艺术成就,为后世史传文学的语言提供借鉴,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谈元曲中“肐”的使用

元曲《双调·潘妃曲》中有"肐膝"一词,传统解释"肐"同"胳,即胳膊",是错误的。其中"肐"字应该为无意义的标音词缀,"肐膝"应当解释为膝盖。"肐膝"这种构词形式与现代晋方言中"圪A"式词语的语法构成相同。从历代典籍中"圪A"式词语的使用情况来看,其使用集中在元代的口语文献中,明清时期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且应用范围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这三个特点与学者提出的"汉儿言语"的标准非常吻合,故而现代晋方言中的"圪A"式词语,很可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     

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     

子夏对晋儒转法的贡献及其学派地位

晋法家由晋儒转化而来,晋法家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现实主义.以子夏为宗的晋儒具有重利倾向的儒家现实派,与功利主义的法家只有一步之遥.子夏在由儒转法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子夏之学为晋法家的理论源头,子夏西河设教,培养的弟子进一步转变为法家.由于子夏始终徘徊于义利之间,心战不已,并没有完成由儒转法的过程,所以未成为法家的鼻祖.但子夏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忽视,可称为儒家现实派的鼻祖兼晋法家的理论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