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     

子夏对晋儒转法的贡献及其学派地位

晋法家由晋儒转化而来,晋法家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现实主义.以子夏为宗的晋儒具有重利倾向的儒家现实派,与功利主义的法家只有一步之遥.子夏在由儒转法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子夏之学为晋法家的理论源头,子夏西河设教,培养的弟子进一步转变为法家.由于子夏始终徘徊于义利之间,心战不已,并没有完成由儒转法的过程,所以未成为法家的鼻祖.但子夏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应忽视,可称为儒家现实派的鼻祖兼晋法家的理论先驱.     

晋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文章对古全浊声母在今晋方言中的四种类型进行了探源,认为今读送气清音声母的最早源头是唐五代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所代表的西北一支方音;今读不送气清音声母的最早源头是唐五代注音本《开蒙要训》所代表的西北一支方音;与北京官话相同的类型,最早也曾受到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的影响,但最早的源头只能是北宋《皇极经世书声音图》所代表的音系;与北京官话相反的类型,则可能是前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东晋荆州佛教崛起原因考

荆州佛教(本文所论荆州以东汉时期的荆州地区行政区划为基准,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和河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在汉魏两晋时期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     

《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评介

孔氏家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声名最为显赫的文化世家。其中,汉晋时期的孔氏家学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惜乎以往学者对这一课题关注不多,探讨不深。有鉴于此,黄怀信等新作《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公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