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兼蓄宇内古今多元文化商贾士儒重建和谐社会

在古代,山西人崇尚“学而优则贾”,不少读书人“弃仕从商”、“辍读习贾”。晋商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追求“义贾”、“善贾”。善于“通权变”、审时度势,以“诚信”为本。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对当时全国的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促进生产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思想、文化是多元的,经济也应是多元的。“商”和“士”,本来就是异术同心,晋商现象”和“晋才现象”有利于建成生态化社会。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历史,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现代民营企业是焊接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它的发展与消费支出之间仍然存在着与晋商基本相同的函数关系,晋商的商业发展轨迹告诉我们,现代民营企业要想取得良性发展,就必须避免陷入那种非理性的消费陷阱。     

《唐风》、《魏风》与晋文化

《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是产生于山西境内的诗歌,多方面反映了早期晋文化的风采。本文主要对二风中所反映的三晋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活风貌作了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晋文化的特色作了归纳。     

晋文化散论

晋文化精神有可商之处,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论证。晋学建设有客观与主观方面的原因,必须严格按科学要求加以规范。先晋文化的确定有待深入研究,应注意有关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要求。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从《孟府君传》说起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陶渊明唯一一篇明确的写人传记,该文写尽了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透过该文,预设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借此表达陶渊明对先祖的怀念和对魏晋风流的高度认同;《世说新语》未记载名士陶渊明,是刘义庆对陶渊明为人的不认可,但这不妨碍陶渊明名士风流。     

两晋时期各政权对将士的救恤述论

两晋时期,统治者重视对将卒的救恤。在非物质方面,统治者允许将士回家守丧尽孝,关心将士们的婚姻,放免士兵,褒赠、安葬阵亡将士,遣使者慰问将士;在物质方面,赏赐将士一些物品,重视军队的军饷问题。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将士家属的救恤。另外,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对所部士卒也进行了救恤。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各政权军队战斗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势如破竹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夺取魏国政权后,准备出兵攻打东吴,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他召集文武大臣商量灭吴大计,多数人认为,吴国还有一定实力,一举消灭它恐怕不易,不如做好足够的准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