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殊的演出经历

1957年,高凤岐从部队转业到山西省文化局,协助筹建山西省戏曲剧院（1962年易名为省晋剧院）。根据当时中央领导彭真、薄一波给陶鲁笳、卫恒、王谦等山西主要领导提出的：山西晋剧要“招收一批青年演员”的建议,在1960年2月成立了青年晋剧团（也叫二团）。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抗战时期,张闻天及其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进行的晋陕农村调查,乃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相当重要的社会调查,其不仅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大量资料,有的已整理出版并为研究者充分利用,有的则被怀疑散失于战火或其他社会动荡之中.尤其是此次调查历时最久的晋西北14村调查,除张闻天自己整理完成的极少量资料公开发表外,其余绝大部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们的下落,而实际上其原始资料仍然较完整地分布于晋省或晋西北的相关地方,这些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将非常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历史,同时亦对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做了最重要的补充,甚至可能会改变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某些结果.该项新发现的资料,内容丰富、数量浩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分合过程,是研究唐代墓葬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由于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北魏平城时代墓葬文化先后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建立的北魏制,是从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以自塑优先于南朝的正统渊源。至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墓葬文化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晚期的洛阳墓葬文化继承和丰富了晋制路线,汉化更为全面。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糅合了两种制度模式,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则对晋制模式进行了个性化改造。隋代统一后,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将二者统合为一套新的礼制,初具唐制之雏形。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虢秦关系论

西周时期,西虢坐镇于雍,讨伐戎狄,为周王室守京畿西门。秦人奔走于陕甘之间,牧马伐戎,为周王室保西陲。虢与秦无论是肩负使命,还是活动区域和内容,均有交集,其关系隐而不显。西虢终结时,秦国始立国;虢国灭国时,穆公始争霸。虢与秦看似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在春秋争霸的战略大格局中息息相关。虢国是秦晋争霸的牺牲品。晋献公灭掉虞、虢,抢占茅津、殽函,称霸中原。秦国东进受阻,转而称霸西戎。东周顿失臂膀和屏障,更加衰微。虢唯周王马首是瞻,恪守周礼,参与周政,尚武尚勇,征伐不休,日趋保守,终被晋亡。同样尚武尚勇的秦东源西成,大起大落,进取功利,勇于变革,最终一统中国。     

文学活动空间变化与两晋文学发展进程

与汉魏文学活动空间基本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不同,两晋文学活动的发生空间发生显著变化。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的文学活动虽然是两晋文学活动的基本模式,但在此之外,两晋文学活动产生了新的重要模式,于公卿百官之间进行的文学活动、于士大夫之间进行而不带有官方意味的文学活动乃至家族文学活动等类型相继出现,文学活动空间不断深入扩展。表明两晋时期文学已向社会各层面深入推进,文学已被社会全面接受,开始实现自觉发展。     

两晋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再考察——以儒佛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

通过晋朝两次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的对比,可发现两次论辩无论是论辩的背景、论争双方的成员构成还是论争的重心都大不相同。而如果从整个儒佛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并非仅是儒佛伦理之争,宗教与政治的博弈决定了论争的发展和走向。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

本文认为,德藏吐鲁番文书中的ch.2400、ch.3693、ch.3865、ch.3699四个写本残片背面残诗钞中的"晋史毛伯成"五字确为作者题署,由此可以判定残诗钞十四首诗中有十一首属东晋诗人毛伯成的作品.又据相关文献考察,知此诗卷正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毛伯成诗一卷".在考证毛伯成的生平事迹时笔者还发现,毛伯成在东晋因避桓玄讳以字行而不以名行,残诗钞之所以题日"晋史毛伯成"、隋志著录的毛伯成集子之所以题日《晋毛伯成集》与《毛伯成诗》,就正是这个原因.     

两上“抗大”

1937年10月,我参加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临汾的“学兵大队”,杨尚昆主任给我们上政治工作课,彭雪枫处长讲游击战术。1938年4月我们被转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同年,我在抗大第五期一大队一支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