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晚清引进海外人才第一人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生前人多以南皮、广雅、香帅相称,死后谥号张文襄公.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探花).随后,长期就任于翰林院等闲职衙门(其间外放湖北学政与四川学政).1882年初,46岁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为官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他先后担任了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并两次署理两江总督.这期间,张之洞举办了大量的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1907年,古稀之年的张之洞进京入阁拜相,领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登上仕途的最高峰.两年之后,张之洞病逝,从而成就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坐标.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归隐: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退避与个性张扬

晚明士大夫的归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它是极端君主专制和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互相激荡的结果 ,是士大夫对事功和享受重新体认、对社会责任和自我关怀仔细思考后的选择。这种行为于改善政治无益 ,对发展经济不利 ,却对丰富思想文化大有好处     

奕訢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蹒跚步履

奕訢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恭亲王之尊倡导“自强”、“洋务”于庙堂之上 ,对清政府“师夷长技”、“采西学”的努力起了促进作用。奕主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近代化事业 ,在以西法练兵制器、同文馆及天文算学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和外向型商贸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学部与晚清留学教育

1905年晚清学部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既是晚清新式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部成立后就积极调整规范了留学教育的发展。总体上,学部在留学的各个国家设立了游学管理的机构;并结合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国外教育的机制及时地确定了留学教育的方向与目标。另外,针对前期留学教育发展中衍生的各种问题,拿出了具体而切实的解决办法,主要有:留学生资格的限定与保障、留学生学习学科结构的调整以及合理分布留学国别等等。在学部的大力整顿下,晚清最后几年的留学教育朝着更加有序和健康的轨道发展。     

爱个半世纪

孑然一身50年,78岁才成为新娘;半个世纪的等待,只为那曾经的一场爱。如此旷世奇缘,其主角究竟是个怎样超凡脱俗的人?她叫张茂渊,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侄     

晚清对外政策相关思想观念的嬗变

中国人对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观念历来与西方迥异：欧洲国家重视的是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乐于进行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国则是将农业作为国之根本,历来不鼓励商业的发展。当近代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并不断加速,工业化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当时封闭且不易接受外来事物的中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拒绝开放,国力逐渐落后于西方,进而成为西方国家掠夺财富的对象。在这种局势下,经世致用的思想又重新受到了士人的重视,他们开始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已多有不及西洋之处,应取法于人。甲午战争后,制度改革的主张更是受到了士人和官员的响应。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

古代农作物的交流对人类社会往往产生意外后果及连锁反映。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外来作物"相继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对各民族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及深远的影响:川东南土家、苗及汉族地区,番薯、玉米及土豆改变了其作物结构及耕作方式,加快人口增长,为应对番薯等短暂"保质"而催生加工业及副业,"富余"人口在新行业得到"消化";凉山彝区,玉米、土豆加大了种植业的价值,增加人口,强化家族(家支)组织,因缺乏新行业"消化","富余"人口多向西迁徙;川西藏区,玉米及土豆丰富了作物品种,为移民留驻提供食材,交往交融,带来人口发展。新作物带来的新移民改变了清政府彝区政策。四川山地民族种食番薯、玉米与土豆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成为推动两百年来西南山地民族持续迁徙的重要因素,可证并非"逃避统治者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     

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

晚清时期是中国从帝制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许多构成现代国家的新元素都在不断传入和生长,成为时人想象现代国家和表达认同的政治资源。清季的黄龙旗也是这样的政治资源。在中国逐步被编入近代国际体系后,清政府为适应近代国际礼仪,效法西国文明之成例,将黄龙旗作为"国旗"来使用。随着20世纪初黄龙旗在民间使用的扩展,时人不仅通过黄龙旗来想象现代国家和表达国家认同,而且在此间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及主权运动中,让中国商船悬挂黄龙旗也被朝野视为收回国家主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