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征,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及缺乏外部资金来源的小型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农村批发金融机制。在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批发金融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批发金融机制的理论框架、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从而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     

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述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并实证考察安徽数字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中,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势头良好;2011-2019年,安徽省包容性TFP年均增长1.93％,技术进步是安徽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不仅受到数字金融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人力资本的调节影响.为进一步加快安徽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建议加快推动数字安徽建设、加强目标人群数字金融素质、注重防范数字金融创新风险.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适度普惠视角下的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体系构建

社区是社会福利制度得以落实的基础,是社会福利服务的最佳载体。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在农村的实现,有赖于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我国农村社区福利的发展与完善,将在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框架之内,从目标、政策、保障等方面着手构建社区福利服务体系,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走社会化、多层次、适度普惠之路。     

普惠型公共政策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比较分析——基于湖北农村的调查

本文按照政策科学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农村的调查,对普惠型公共政策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索了两项政策在农村实施的差别与影响。研究发现:普惠型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使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导向功能趋于弱化,导向作用逐渐减少;并提出应从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确立计划生育国策为上位政策的原则,建立健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决策协调机制等方面来加强两项政策的协调与衔接。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程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建立覆盖所有人群的包容性金融体系。现阶段农村地区是我国推行普惠金融的重点区域,尤其西部农村地区更应受到重视。本文通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方法,构建评价西部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赋权,使用加权平均法计算金融普惠指数,从而对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程度进行测度,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西部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基础普惠型高龄津贴制度研究

作为老龄津贴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我国高龄津贴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群体的贫困状况,但仍属于低水平普惠型,保障力度有限、普惠性不足。在借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实践经验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础普惠型高龄津贴制度,以65岁作为资格年龄,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确定了城镇408.13元/月和农村222.45元/月的待遇标准,研究发现2013²050年高龄津贴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最高负担为2039年的0.3810%,使财政支出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