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文化建构视角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化于村民对身份与利益的认同,外化为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村民之间的合作或曰拧成一股绳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文化建构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既受利益的驱动也受身份的限制。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互动实践过程也是行为体修正、转变甚至放弃私有观念进而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文化结构形成后,会进一步强化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认同,并约束行为体行为。目前,乡村存在两种典型的文化结构：冲突型文化结构和合作型文化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结构中,行为体无论是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在合作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协调合作,村庄集体行为趋于一致,这有利于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相反,在冲突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冲突不合作,村庄集体行为很难趋于一致,这有损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虽然观念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可行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困境突破:基于制度云平台的构想

【目的/意义】搭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云平台,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的制度困境。【设计/方法】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结合时代技术特征,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搭建一个集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用户层于一体的制度云平台以赋予制度技术理性,实现制度的快速统计、关联分析、冲突排查、衔接分析、智能评估与反馈,使市域范围内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诸多制度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互联互通、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共同在市域范围内产生同频共振、实现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相统一。【结论/发现】系统分析了制度云平台搭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口头化"制度、内在动力不足、数据安全风险、智能评估和决策风险等问题与瓶颈,并针对基础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财政扁平化改革与企业经营绩效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抓手,国家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对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纵向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体制的视角出发,基于财政省直管县这一典型的财政扁平化改革,构建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不同县域改革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财政扁平化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与非改革县（市）相比,试点县（市）企业的实际产出和实际利润分别下降了约2.97%、7.47%,资产回报率下降了约3.29%。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后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和地方政府官员短视预期导致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强化了试点县（市）收入激励,提高了税收征管力度;改革后财政体制下协调难度的增大、区域竞争的加剧扭曲了试点县（市）的财政职能、损害了纵向与横向间的合作,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压力加剧,对企业绩效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领域,建设法治乡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内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也是新时代化解农村矛盾的有力抓手.当前法治乡村建设过程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发展阶段的局限,也受到乡村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深层次的影响制约,应针对当前农村现状,着眼农民切实需求,积极寻找...     

厦门金融司法协同的实践创新与制度优化

金融司法实践正在积极回应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从专业化和协同化的方向推动了金融司法结构的变迁,契合了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和提升地方政府竞争力的社会需求,彰显了金融司法功能扩张化的趋势。金融司法机关通过类案同判和参与立法的方式弥补金融立法的不足,实现规则创设的功能。建立金融司法协同的长效机制才能强化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司法保障。推动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民商事、行政、刑事案件管辖的一体化,提高金融司法审判的专业水平,制定地方性法规形成有效协同的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实现金融司法协同制度化的法治路径。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理论的丰富完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探索。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需要关注其四个方面的特征：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理论品格上的实践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和系统基础上的法治性。要准确把握这一论述的鲜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加强中国政治制度和施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