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曲论的务实尚用

元代曲论以特殊的理论形态从尊崇曲体、规范曲式、指导曲唱等方面表现了务实尚用的特征     

论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的思想倾向

三司度支判官是王安石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阶梯。在任期间,王安石着眼法度问题,向宋仁宗提出革新意见,试图扭转北宋王朝的颓势。他既强调合乎先王本意的法度的建设,也十分重视人才培育,在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等方面提出过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成为之后熙丰变法的先导。王安石关注政治忠诚问题,在《明妃曲》中,他倡导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相互的忠诚关系,此种忠诚观念更有生命力。王安石强调理财的重要性,其宗旨一是理清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合理调配财政资源;二是扩展财政来源、增加国家财富。这就需要在生产、分配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展开有序、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鄂西土家族传统情歌创唱者心理状态特点及成因

土家族传统情歌创唱者的心理状态是土家族传统情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鄂西土家族传统情歌的总体梳理,发掘土家族传统情歌创唱者心理状态的嬗变性、交揉性、稳定性等特点.并从自然条件、人文因素、历史变迁、民族心理积淀等方面探寻了情歌创唱者产生诸种心理状态的原因.同时阐发了这种特点发掘与原因探寻的意义之所在.     

论宋代说唱艺术对杂剧形成之影响

在我国，元代的杂剧艺术被视为是中国戏曲艺术的较好开端，我国戏剧史学家王国维就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杂剧艺术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予传统音乐形式中的戏曲因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吸收了宋代勾栏中多种艺术的营养成分而成。在诸多艺术中，宋代的说唱艺术如诸宫调、唱赚，对杂剧的曲体结构、故事来源、表演形式等，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温李新声”与词体艺术之先导——唐诗意象艺术转型之另面观

温李新声作为晚唐诗坛上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绮艳诗风的标示,是那个时代一部分才士心理的典型结晶。它的出现不仅使唐诗的发展回归于缘情体物的传统,还将大历以来正式确立的缘情构景路线提升到虚拟与象征并用的因情造景阶段,对深入开发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心灵熔铸物象有独特的贡献。其婉曲见意的表达方法则生成了作品特有的绵密深曲的体性和朦胧隐晦的旨趣,反映于诗歌意象的密实化、意脉的跳脱化和意境的空灵化诸多方面。而其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更在于为诗体艺术向词体艺术的延伸作了先导,体现出古典诗歌意象艺术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南宋民间词的曲化倾向

就在南宋文人词脱离音乐,逐渐转化为新型格律诗的同时,民间词却依然沿着音乐文学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向"曲"过渡的趋势。词体曲化,使本脱胎于民间伎艺的曲子词重新回到了民间,又赋予它以更加生动、更加通俗的方式,这无论在音乐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