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20世纪的两次社会论战述评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有过几次争论,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与末期的两次社会论战进行述评,提出虽然时代不同,论证各方观点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为“中国化—西方化”两极之间的张力所约束。文章认为,只有超越这种张力,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中化与西化一百多年争论的典范。     

中苏论战时期的中苏友好协会

中苏友好协会是中苏关系风风雨雨的历史见证者之一.随着中苏两党从内部分歧到公开论战,中苏友好协会的功能与活动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出现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机构萎缩、人员锐减、地位下降、活动减少与功能嬗变.经过痛苦而复杂的演变,到中苏大论战后期,中苏友协作为宣传苏联的组织已不复存在,作为对苏交流机构也基本上名存实亡.但是,中苏友协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即便是在此后中苏长期对峙时期,它仍然通过极其有限的、象征性的活动显示着自身的存在.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泰戈尔访华与革命文学初潮——从1924年泰戈尔访华讲学受到抵制说起

从1919年到1923年,中国思想界借由一次次论争一直处在复杂的分化与组合之中。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所遭到的抵制声浪,是值得重视和研讨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恰恰可以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分化的实际情形:五四前后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的局面渐渐消失,一个行动的时代正在悄然展开。社会更加行动化,正一步一步革命化,相对来说,思想层面的思考正在萎缩。与此相适应,文学观念也在加速转换中,"革命文学"的倡导这时已经露出台面。     

商鞅:谁的成败

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辩论主要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分歧的升级和逐步公开化,是以1956年2月14日到25日的苏共二十大为起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秘书长邓小平,以及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