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漕运路分南北,治河、修河成为晚清重要的内政。光绪元年,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多方筹集经费,改善运属长夫生计,修治河道、堤坝,试图恢复河运。但是河湖淤塞、河务繁杂、河帑短缺、河员贪腐等因素制约了其治河,故收效甚微。     

曾国藩的“静”字功夫

同治三年五六月间，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与太平军在江宁展开决战。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事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都豁出去了，战争十分惨烈，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把握。当时各方对曾国荃指责甚多，     

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     

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

曾国荃一般被认为是个打战勇猛、贪钱爱财的武夫,其实他对于儒学、儒生和文人雅事始终抱有温情和敬意.因此,在军书旁午之时,他就有慨然捐资刻书之举；兵燹平息之后,又悯战后书籍残毁,亲躬铅椠之役,设局广刊经籍,在晚清刻书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页.其好学乐善,刊刻经史,都是出于弘扬儒术、传播文化的自觉,起到了嘉惠士林、振兴文教的作用.     

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学会低头

学会低头,是一种人生智慧。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大哲,都很懂得"低头"的价值。曾有人问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天地之间有多高?"他毫不含糊地说:"三尺。"又问:"人有五尺,天地之间怎么只有三尺,岂不把天捅个窟窿?"苏格拉底说:"所以,人要想长立     

曾国荃的秘书和参谋不好当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他于咸丰五年（1855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六年（1867年）三人曾国藩幕府,在曾国藩身边总共待了8年时间。     

太平天国幼天王错位的徽、赣“归根”行

一 清朝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幼天王跟随忠王李秀成等，于六月十七日凌晨逃出。二十一日到达皖南广德州。     

试析曾国藩注重内省的修身之道

曾国藩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末世的衰颓、堕落造成士林风气的破坏,道德沦丧,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在传统儒学家看来是儒家根本传统的丧失。曾国藩要护持儒家生命之源,再造和发扬其根本传统,首先对个人道德要求更加严格,自身严格修养,为士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挥金似土，杀人如麻

其实,在孤灯下读野史稗钞也不乏妙趣,你会看到某些久已沉入海底深处的人物重又浮出水面,如果这人恰巧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就必有连场好戏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