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服务产业定位研究

通过分析北京的资源情况和产业发展趋势及借鉴国际经验,北京服务产业发展的重点应为高技术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业、旅游业和文化娱乐业,促进这些领域发展的策略有：以科技为手段；以平台为途径；以集群为形式。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率短期变动特征研究——对生产指数编制基本假设的检验

国际上普遍认为,在增加值率短期不变的假设之下,生产指教提供了增加值短期波动的一个合理估计.本文首先讨论了这一假设在指数编制中的作用,并通过测算和比较我国与G7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率的波动情况,论证了在我国服务业经济中对该假设进行检验的必要性.其次,基于6个服务业行业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和分析了增加值率的短期波动情况,探讨了增加值率波动对指数编制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关于改进指数编制方法的建议.     

论城市服务业集聚与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04-2010年我国230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相关数据,利用空间外溢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效率水平提升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存在地区差异的背景下,服务业聚集能够显著提升其生产效率,空间外溢系数达到0.68,同时信息化水平也具有显著影响,但人力资本却显示出负向作用.鉴于此,政府应支持城市服务业空间集聚,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同时推动城市群服务体系建立.     

跨国公司FDI的流动趋势与四川的吸引外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贸易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成为了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重要角色,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了庞大的分支机构,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推动了FDI受众国经济的发展。当前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了诸如: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面向服务业的投资目标及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紧密的新趋势。基于跨国公司的FDI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对中国西部大省四川省在面临跨国公司FDI新趋势所应采取的战略定位及吸引外资的相应的战略措施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以推进四川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尽快实施国家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制度——兼论提升结构性就业水平的一个制度途径

当前高等教育已经面临拐点。从就业角度展开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分析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变动注定牵动和影响就业结构变动,从而引起新的教育需求和新的教育供给的多元条件下,社会对高技能职业型人力资本的需求．是现有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满足的。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亟待高等职业院校进行制度创新,开辟新的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从一般劳动力要素供给,向高端的知识技能型的职业劳动力要素配置转变。尽快实施国家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制度,建立新的高端化高职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提升结构性就业水平的一个可行的制度途径。     

超效率DEA的两阶段法及其在服务业评价中的应用

针对CCR模型只将决策单元分为有效与非有效的不足,提出超效率DEA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深层因素;运用超效率DEA的两阶段法,对我国一些省、市、地区第三产业、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深层因素。     

当代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适应各国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必须将对外投资的规模和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撤出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与维持和增加对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一样，都是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适时撤资的战略可以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恢复乃至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本文对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进行了评述。     

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思考

在知识产权“跑马圈地”时代,对于企业来说,技术产品已不再是其利润的唯一创造力;技术标准和专利技术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企业面临严峻考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跨国公司“围歼”、法律不完善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我国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东盟服务业、服务贸易的规模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已逐步由产业间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目前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点,菲律宾服务贸易在向产业内贸易过渡,东盟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则还是产业间贸易类型。而对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服务业的规模和贸易壁垒的高低,其次是人均GDP和FDI,货物贸易对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最小。因此,加快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要降低国内企业的垄断经营地位;加强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度引导外资流向金融、保险、通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行业。     

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特点及缺陷

当前我国海外R&D(研究与开发)活动存在"主体性"缺位,大企业跨国R&D活动与中小民营科技企业之间存在体制性阻隔,海外R&D微观主体的低层次性及其在国际R&D联盟中被"边缘化"。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上述问题严重制约海外R&D投入效益及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应加强我国海外R&D主体结构的转型升级,构建大企业与中小科技型企业海外R&D互动机制,大力培育"小巨人"跨国公司并使其逐步成为我国海外R&D的微观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