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创模式下服务型制造系统的构建

随着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工业化形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产品+服务”的新型服务型制造成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以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市场变化环境下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转化,构建融合生产性服务与服务型生产的价值共创模式的服务型制造系统,并结合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装备制造业构建这一系统可以采用的策略和方法。旨在对装备制造业的成功转型与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抽样调查校准估计法的应用研究

文章归纳梳理了抽样调查校准估计法的理论发展,对最短距离法、工具向量法和参数校准法的基本理论与操作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抽样调查的两阶段校准估计法原理及应用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中进行了国企产权改革的企业为样本,并基于这三种校准估计方法得到混合所有制国企产权改革的绩效数据与实际的绩效数据进行了比较,以判断抽样调查校准估计方法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从均方误差和相对偏差的角度来看,最短距离法、工具向量法和参数校准法这三种抽样调查校准估计法都能很好的估计混合所有制国企产权改革绩效,但参数校准法更加有效.     

政府的领导变革:趋势与路径分析

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选择.顺应西方管理思想人本化的趋势,解读肇始于西方国家治道变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井以其内蕴的人性化、民主化和多元化价值理念为借鉴,我国各级政府应积极秉承"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时变革行政职能,不断创新管理方式,促进中国公共行政系统由传统型向现代公共服务型转变.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搞活国有企业──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层利益实现机制的探讨

企业的管理层作为公司经营权的实际控制者,具有重要地位和优秀才能,理应获得生产要素的正常回报。企业家职能本身决定了必须承担风险,企业领导者的劳动处于高级地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才智只可能通过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与保护才能被“激励出来”。企业管理层利益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其实现机制应基于固定报酬与浮动激励组合运用的基础之上,在注重短期激励的同时,给予管理层以长期激励,实现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目标的短期与长期的一致。现代企业制度下,国企管理层长期利益激励机制的主要方式,有“持有公司股票”和“购股期权”制。     

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外部障碍与对策

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目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的存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不成熟,对国企经营者的考评监督机制不健全,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外部原因,阻碍了年薪制的推行.因此,要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着力培育企业家市场,完善对国企经营者的监督考评机制,积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以消除对国企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外部障碍,提高实行年薪制的实效.     

“以‘本’为本”视角的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作为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部分,高校党建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以‘本’为本"教育理念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高校服务型党组织的特点,指出高校党建应健全党建体制、促进党务和业务协同发展,将支部品牌建设与服务师生结合,不断提升为师生服务的能力,提升本科教育的水平。     

基于关键少数的国企行政管理敏捷协作机制实践

在万物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应建立高效行政管理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协调及组织优势,全面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效率。本文以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为例,阐述该公司构建的行政管理敏捷协同工作机制,总结该工作机制应用后在发电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法律服务：方式、挑战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法律服务既是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之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精神之具体体现。从实践来看,项目招标制和项目资助制业已成为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但是,公益性法律社团发育程度低、服务购买范围模糊、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监管能力薄弱等因素日益对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法律服务构成严峻挑战。为此,建议从购买方式的选择、购买范围的界定、保障机制的夯实、法律服务社团的培育,以及政府监管能力的强化等方面入手,构建综合性的政策框架,以推动地方政府购买公益性法律服务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