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点亮生命旅程

正自1994年以来,他不图名利、不求回报,默默无闻资助镇敬老院老人和贫困老人,用平凡的善举感动着乡亲。2013年6月,他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他就是江西省新干县界埠镇界埠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邹兵建。黝黑的皮肤,沉静的眼神,敦实的身材,脚穿一双厚实的布鞋,谈吐朴实却刚直。这就是邹兵建给人的最初印象。说千句道万句,最终的落脚应在行!     

山西静升村古堡建筑历史特性与始建原由的探析研究

山西静升村是晋商文化的代表村落,至今保留着多数明清古民居以及较完整的村落形态,村内现存七栋古堡建筑,其中包含远近驰名的王家大院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2003年被指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并位居名镇(村)首位。本文试图从静升村的村落形态构成、村内各宗族住宅区域划分、史料碑文记载及各堡名的内涵等方面,分析王家大院古堡建筑的历史特性以及在始建之际,与村内其它古堡建筑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为晋商建筑群,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方面提供理论参考。     

村级党组织的提名权与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

推荐村委会候选人是村级党组织有效参与和领导村委会选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村级党组织依法享有和行使提名权,不仅不会损害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而且还有利于村委会选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实现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的统一.应当使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共享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凉山彝区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以凉山彝区“一村一幼”辅导员的玩教具制作为例

针对凉山彝区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重点阐述了玩教具制作的重要意义及五大领域玩教具制作的主要原 则、方法与途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辅导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本土资源及安全无害的废旧材料制作出适合本地幼儿的玩教 具,满足彝区幼儿园玩教具缺乏的需要,从而提升其教育教学质量,助力彝区脱贫奔康。     

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