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陕西省"一村一品"发展战略研究

陕西省“一村一品”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特色产品（业）的培育,有效地提升了产业优势;并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培训农民,实现了生产手段科学化;同时以农协为骨架,充分发挥中介组织作用,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以产品为主线,构建形成了生态型产业体系,促进了陕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以下问题：思想有所认识,工作机制尚未形成;资源优势突显,经济强势有待培育;科技兴村已显雏形,但支撑能力不强;产业富村门路较多,但聚集度不高;中介组织初步形成,作用发挥有待提高等。因此,要使陕西省“一村一品”顺利发展就必须统一认识、推进科技兴农、加快品牌培育、加强农民技术培训、积极开拓市场、拓宽融资渠道。     

整村推进项目与农民合作组织的互动关系——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调查

在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下成立的青海省共和县沙朱玉乡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是＂支部＋协会＂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基于对耐海塔村整村推进项目与养殖协会的实地调查,分析了整村推进项目与协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往往以官僚化的方式运作扶贫项目,整村推进中缺乏村民参与;村组织仍然主要是政府权威在乡村的延伸,支部主导下的协会未能将村民的参与组织化、制度化,并为村庄农业产业化提供系统服务,农民组织也未能与扶贫项目有效衔接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离村与不离村:发现与思考

社会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不断地加强,这些都为中国大多数的农村青年提供了机遇.同时,大量的人口仍然留守农村,无论流动人口输出地有多么偏僻,它们仍继续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农村居民对城市和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内在作用.     

村域经济转型研究反思

在分析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核心理念及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研究的初步实践,构建了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框架,同时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应融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     

陕西省召开2008“一村一品”现场会

2008年5月8日至9日,陕西省“一村一品”现场会（关中片）在泾阳县召开。姚引良副省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各地,各部门站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刻认识“一村一品”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努力加快陕西省“一村一品”的发展。     

陕西省“一村一品”工作取得新进展

陕西省围绕实旋“一村一品”“千村示范万村推进”工程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出台政策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开展结对帮扶,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一村一品”的迅速发展。全省“一村一品”示范村迭1177个,“一县一业”示范县一个,从业农户43．67万户,从业人员100多万人,产业发展涉及粮,果．牧、菜等10多个产业。     

农地制度与村治方式——以广东南海的土地留用制度为分析对象

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土地非农化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并对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制度与农村组织的内在关系做出尝试性的理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