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东台临塔村:美丽传说起源地换了人间

江苏盐城东台市梁垛镇临塔村,坐落在古老的运盐河道、入海水道与历史文化长廊的泰东河旁,因毗邻建于唐代海春轩千年古塔而得名。村庄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是古老美丽神话传说"天仙配"的起源地,传说中的舍子头、抱子沟、桑梓河、卧牛汪等遗址位于该村境内。新204国道、台南公路穿境而过,泰东河环村而流,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村域面积520公顷,耕地面积2354亩;下辖12个村民小组,826户,2652人。近年来,临塔村围绕"发展之美、生活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积极探索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切实保护自然生态,改善农村环境,促进乡风文明。村庄按照三星级"康居乡村"标准建设整治,打造了具有园林风貌的生态绿化宜居村。     

社会学视角下城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建设相对不足。地方精英在乡村厶居环境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村庄精英为村落在国家、省级人居环境建设评比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东锁村为个案,对东锁村称号获得背后的逻辑原因进行了阐释,进而就人居环境存在的薄弱点予以剖析。发现理想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需要坚持生态与规划并行,不断完善支撑系统,提高村民的素质和公众参与行为。     

华北老人农业:内涵、特征与基础——基于豫南S县L村的调研

打工经济兴起后,我国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和家庭再生产模式,作为其衍生物的老人农业也便相继而生。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华北老人农业具有普遍化、高龄化和去机械化等典型特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华北老人农业的社会基础,是本文的研究目标所在。研究表明,华北老人农业内嵌于竞争性村庄结构和日渐式微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需要审慎对待这一共识性前提。     

闲暇消费中的妇女与村庄秩序——以鄂西北化村为例

在以机械化与化学农业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不再是耗时耗力的活动,农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闲暇。在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村庄,闲暇消费成为村庄活动的重要的内容,而妇女在闲暇消费中的关系建构与享受态度,使以闲暇消费为中心的＂圈子＂成为新的村庄核心关系,由此改造了村庄中的关系结构、整合机制与村庄秩序。     

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功能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等组织;二是按组织运行方式划分为党政权力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社团组织及农民自发组织等。前一种划分比较笼统,后一种划分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合理和有针对性。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农村社区认同危机及其应对

随着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认同的基础发生了较大改变。村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农村社区共同性降低,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农村社区异质性增强,"合村并居"带来农村社区融合困难。农村社区认同及其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降低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作,也给农村社区带来治理上的困难,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正朝着"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迈进,培育社区组织、完善社区服务、重构社区文化成为农村社区认同建设的有效途径。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