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财务问题分析 ——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     

非组织化乡贤治理研究——基于H村的调查

当前作为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并行存在的民间治理机制乡贤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治理,与村民自治也有很大区别.乡贤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其治理的合法性、公共性和参与性与现代治理机制不相符.对于其合法性,需要给予其治理主体资格确认;对于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农村再生制度的经验来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     

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与农村社会风险规避

文章将村民选举制度纳入风险研究范畴,把村民选举制度产生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作为切入点,对村民选举衍生的风险进行辨识。在分析农村社会风险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村民选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以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提出了规避农村社会风险的对策,以期通过村民选举制度创新规避农村社会风险,谋求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善治。     

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福州市城中村的调研

通过对福州市城中村的实地调研,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民还未形成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致认识与强烈意愿,受教育程度、主要收入来源、预期改革后集体资产收益是否会提高、对集体资产所有权归属的认知、对村社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对村社干部的信任程度等变量对村民的改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快出台直接规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法规,扶持改革创新的配套措施,指导村社建立公正透明的改革程序规则,加大改革政策宣传力度,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     

湖南农村社区经济侵犯与乡村自治的分析

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湖南农村农民利益受侵犯的具体情况以及村级治理效能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从依法行政、依法治村、完善农村治理结构 ,加强村务公开监督机制的创新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三方面提高村民自治的主要措施     

党“政”关系——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博弈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中国农村出现了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权力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 ,以村级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正在进行着一场博弈。出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是各方面的 ,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解决这个矛盾 ,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基层党委、政府 ,应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和工作方法 ,切实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