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红楼梦》中人物字号群及其 杨、霍英译研究

中国古人有名有姓有字甚至有的还有号,并且名、字和号意义相互联系。《红楼梦》中有字的人物共14个,其字和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且联系密切;人物的号,在《红楼梦》中包括人物的雅号、绰号和封号,这些号自成群体,文化意义非常深远。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字号群,杨、霍英译有较大差异,但二者译文中人物字号群的文化含义均未得到应有的体现,这给姓名文化的传递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西方读者理解故事情节造成了一定困扰。中国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尤其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字和号的翻译需依据文化翻译理论,尽量使其文化含义得以有效传递。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响彻信仰高地的晨钟——从《西藏的战争》综观杨志军的理想主义写作

《西藏的战争》是杨志军理想主义写作的集大成,他从渺茫的历史中探掘到西藏曾经有过的悲壮往事,在遥远有限的史料中省思西藏战争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以奇绝的想像力、宽宏的悲悯心、深厚的藏学功力以及在高原藏地上生长出来的自由放达,智慧而形象地描绘了这场战争昭示的西藏真相,从而把他关于藏地书写的全部理想和上下求索的信仰思考引向终极,在真实独特神秘博大的西藏高地,观照遥远的历史战争之于今日世界的现实意义,为理想和平世界的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神性启示。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在举办北大文学理论研究班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向中国的大学教师传授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强调了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思想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一些文学技巧,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但也有脱离文学实践的局限;<文学概论>吸取了当时的学术成果,把理论奠基在认识论上,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阶级的联系,但它把反映论等同于认识论,排斥了体验、情感和理想,还过于政治化,缺乏对文学审美的把握,这些局限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杨晦提出的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很有价值,他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做出了贡献;用扬亲自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支持学生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增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他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同时认识到审美的重要性.     

生活·读书·信仰——同杨叔子院士聊天

<正>甲午马年的阳春三月,去邀请81岁高龄的杨叔子院士做《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的高级顾问。上午9点,进到杨老办公室,听到的依然是老人家爽然的笑声和中气十足的话语。在他那句"欢迎苗苗主编来访"的接待词中,我们开始寒暄。真佩服老人家的记忆力和乐观豁达的"老顽童"性格,杨老居然还记得我是"60后",称自己是"80后",他说,这是一场"80后"与"60后"的聊天。本刊记者:杨院士,我工作调动到长江传媒了,在办《领     

杨宏道与淄川

杨宏道的诗在当时极负盛名,但他一生多艰,"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穷亦极矣".文章就杨宏道与淄川的关系作了简略考述.杨宏道的远祖是从辽东迁居淄川的;杨宏道早年生活在淄川;杨宏道52岁返乡后住了一年多就再次离开淄川,去了济南.     

从"杨姞壶"谈古杨国问题

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曲沃曲村63号墓出土的"杨姞壶"是姞姓杨(扬)国女子嫁给晋国国君的自作之器.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姞姓杨国被灭之日,也是姬姓杨国受封之时.从"杨姞壶"的出土及相关史料来看,古杨国的地望在山西洪洞县东南15里的范村.今杨姓源于姬姓杨国受封于杨,后食采邑于杨,为晋灭后以杨为氏.     

《历象本要》名义考

《历象本要》非李光地所著 ,此书实取杨文言之书 ,经梅文鼎及其门生弟子订正而成。光地的著述不能简单地视为他本人思想的反映。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