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与财产分布的极化

本文利用CHIP和CFPS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我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的极化特征。本文给出了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的总体极化特征,并对收入和财产分布的DER指数进行了分解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收入分布的极化指标比较稳定,但财产分布的极化现象在2002年到2013年期间有所加剧;财产分布的极化程度比收入极化要更为严重;城乡组间贡献仍是收入和财产分布极化的主要贡献因素;从根据收入构成的分解结果来看,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是收入分布极化的主要来源,财产收入对于总收入的极化程度的影响在逐渐增强;财产分布极化按照分项财产的构成分解表明,房产净值和金融资产对于全部净财产极化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就业极化、职业分割与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距

技术进步使我国流动人口分别流向工资较低的非常规操作型职业和工资较高的非常规认知型职业中，导致就业极化现象。女性向上述职业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理论上会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但现实中该差距却保持稳定。文章基于Brown分解法探讨了这一矛盾现象。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流动人口转移到非常规职业后，降低了职业分割引致的就业性别歧视，提升了职业内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因此性别工资差距保持稳定；第二，流动人口的职业转移缓解了非常规认知型、常规型职业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第三，劳动力流向非常规职业提升了其职业内工资歧视的解释力度，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职业内工资歧视。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

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和新近拓展的相对分布方法，分析1995—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侧重研究2013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讨论极化变动的微观成因。结果表明，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说明“提低、扩中、限高”政策有效逆转了收入极化趋势。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和农村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均增加，全国中间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使得我国居民收入纵向极化显著下降。城乡群体分割下降后，使长期存在的城乡极化明显减弱，这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带来最低10%收入人群的极化，防止财富不合理的过度回报带来最高1%收入人群的上层极化，从而减少收入纵向极化，并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当前的政治与社会，一个社会中的正常多样性越来越沿着一个维度发展，政治与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政治极化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成因，社交媒体竞选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极化。聚焦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问题，运用框架化理论下的“级联网络激活模型”，可以发现总统候选人的框架建构加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竞争模式，在框架扩散中两党政治精英中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强化，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框架选择中也存在差异，因而公众在对框架认知方面亦强化了观点对立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环，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同时也迫使独立公众“选边站”，尽管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具多元性，但民意却越来越呈现分裂与对抗。     

“智慧为老”的优势、困境及优化路径

人口老龄化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具体表现，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人口发展态势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老龄化的巨大影响倒逼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拓展运用，“智慧为老”应运而生。“智慧为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存在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不协调的发展性难题。具体而言，“智慧为老”在经济层面化解“无人为力”的现实性困境，在社会层面缓解“老人难养”的结构性压力，在国家治理层面破解“五化治理”的实践性难题，但也带来技术性意外、极化型现象、异化型投资等实践性困境。对此，在综合运用SWOT分析法的基础上，以“优势(S)+机会(O)”化解“劣势(W)+威胁(T)”,是“智慧为老”的优化路径。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