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论维新语境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形象塑造和解读

在维新语境下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形象塑造成公有制、平等、救资本主义之弊、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等形象,进而他以“大同学说”为理论基础来解读社会主义,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朝社会主义发展,并利用社会主义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完,以实现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目的。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梁启超的社会教育思想刍议

梁启超认为社会教育能起到开启民智和"新民"的作用,并认识到报刊、图书、图书馆和学会的社会教育功能,还重视社会教育的大众化问题.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梁启超与杏花联

梁启超10岁那年,一天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门,他便被院里一树杏花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了一枝,遮掩在宽大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父亲和朋友家的人看在眼里。他的父亲教子甚严,但又不好当面开口,便匆匆走进客厅安然落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