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时刻关注韩国的政局和国情,发表了多篇关于韩国的文章。梁启超从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入手,批判韩皇、大院君,批判贵族、官吏,谴责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以及称赞爱国志士等。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以及他重视自强意识、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精神。     

梁启超否定“废科举”了吗？

近几年,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做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科举作为一项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及其历史作用,平了反、正了名。遗撼的是,在科举平反热中,也出现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有学人把"废科举"的决策定性为"失败的政策选择",并为此进行了一     

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梁启超“情感”观的转变

从清末至民初,梁启超在其以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高度肯定理性的价值,而对于情感则相对忽视,甚至排斥。就此而言,其与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存在差距。欧洲之行使梁启超认识到正是盲目尊崇科学理性使西方的现代发展走上歧途,他指认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反复强调情感相对于理性的特殊价值,呼吁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能忽视情感维度,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产生分歧。梁启超情感观的变化也使其文学观发生转变,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这与文学革命中启蒙主义的文学观构成对话。     

论中国近代女权崛起中的男性逻辑

中国女权的崛起离不开男性的倡导和宣传。然而,男性提倡"女权"的初衷不是出于"男女平等",而是基于三点逻辑思路:第一、国富民强逻辑;第二、自身危机逻辑;第三、男性是女权的捍卫者逻辑。由此,男性便采取策略促使女权崛起。首先,他们会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然后,他们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用"义务平等"代替"权利平等"。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回应着男性心中的女权主义,从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梁启超的爱情

梁启超17岁那年参加广州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当时主持会试的主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李端的妹妹李惠仙与梁启超订了婚。     

梁启超为何不“报恩”

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之厚密亲近。说起来,日本当局对梁启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当代人作当代史:梁名超史学理论构建的现代意义

当代人作当代史是梁启超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之所以倡导当代人作当代史出于两方面的学术关怀一是追求信史的理念.以当代人之优势把亲闻所见记录下来,有利于史料的丰厚储存.二是史学经世的意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以当代为主,着重研究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效用.今天看来,他的理论与实践仍具久远的魅力,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理论创构探析

《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最能体现梁启超晚期治学特点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即:“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这些理论创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增进了人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还对后人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